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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的导师 变不利形势为研究机会（第1页）

高明的导师变不利形势为研究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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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皖南事变后不久的一天，一个高个子、高额头、三十多岁的男子，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进重庆城西北角上的曾家岩小巷。

他虽然貌似悠闲，但却一路上十分小心地以警惕的目光瞥视着两旁。

来到曾家岩50号大门口，他突然一闪身拐进了那光线昏暗的门廊……

来人是住在重庆远郊北碚歇马场乡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

早在1928年旅法学习期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他在以国民党太子派头子孙科为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主编《中苏文化》杂志。

因为有这样一个公开身份，所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皖南事变后撤退、疏散人员时，征求了他的意见，经过研究，决定让他留了下来。

眼看同志们一个个疏散、撤离了，一度有点生气的山城重庆，变得死一样沉寂下来。

特别是侯外庐又居住在远离市区的乡间，离歇马场那条乡间小街都还有两公里路，更是感到寂寞难耐。

以往，他每周总要到曾家岩50号去一次，多是为《中苏文化》杂志的事去请示——这个杂志名义上是由国民党人把持的，实际上却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得到周恩来经常的关注和指导，成为中共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之外，可以公开宣传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阵地。

皖南事变后，形势严峻，南方局文化组长徐冰告诉侯外庐，轻易不要再去曾家岩50号了，以防不测。

但是，侯外庐感到在这种局势下沉闷得透不过气来，终于沉不住气了，决心去找周恩来，向他倾诉心中的苦闷，希望他能布置点工作。

见到了周恩来，看到他那神态自若的样子，听着他那跟往常一样爽朗的谈笑，侯外庐又不好意思诉苦了。

只是在周恩来问起《中苏文化》编辑部情况时，侯外庐才话外有话地说了一句“编辑部的工作是有限的”

，流露出了浮躁不安的情绪。

周恩来睿智的目光紧盯着他，想了想，亲切地说：

“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

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

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

说到这里，周恩来又带着笑，抱着两臂，以打趣的口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