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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劲草患难情 一次特别的祝寿会（第1页）

疾风劲草患难情一次特别的祝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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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30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重庆大学理学院二楼一间大教室寿烛高照，人来人往，气氛热烈。

人们正在举行一次祝寿会。

然而，奇怪的是，人们脸上的表情和谈话时的神色，却又分明流露出几分压抑和愤懑。

而更为奇怪的是，在《明师永寿》的红底金字寿幛下，却不见老寿翁的人影。

这是当年轰动陪都重庆的一件大事。

这次祝寿活动所祝贺的老寿翁，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及该院财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经济学社社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银行顾问，大名鼎鼎的马寅初。

抗战以来，在陪都重庆，执政的国民党高层领导中腐败成风，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特别是“四大家族”

中的孔祥熙、宋子文，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在蒋介石庇护下，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成为当时最大的丑闻，甚至在国民党内部也引起了普遍的非议。

马寅初是一个国民党员，是国民党引为骄傲的大学者，但是他是一个正直的学者。

因此他在1940年7月至10月相继发表了《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战后经济问题》等文章，大声疾呼，要求以临时财产税形式将发国难财者所获之不利之财收归国有。

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愤怒指出：

“中国的‘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

吾人以千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此巨大之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将吾人经济命脉，操在手中，此岂抗战之用意乎？”

“现在前方抗战，百十万之将士牺牲头颅热血，几千万之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资本家，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且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

马寅初深知大发国难财的高官巨宦如孔祥熙之流与蒋介石的关系，因此他明确提出，要向这些人征收巨额财产税，“此事固属财政部所应为者，惟恐力量不足，难以胜任，不能不期望于全国一致拥护之蒋委员长毅然施行，其裨益于抗战前途者正不下于前方将士之忠勇也！”

在一次公开讲演中，马寅初更是针对蒋介石庇护家族成员发国难财的可耻行径，直言不讳地说，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不够格，他只是“家族英雄”

，他若要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四个字：大义灭亲。

“四大家族”

中当时最为声名狼藉的孔祥熙，掌握着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大权，身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兴业公司董事长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处主任等职，一手控制着四行及“两局”

（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其大发国难财的劣迹甚至使得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都为之汗颜。

当时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组长的军统特务头子唐纵，在其日记中就作了这样的记载：

“1940年12月8日马寅初迭次公开讲演，指责孔、宋利用抗战机会，大发国难财。

因孔为一般人所不满，故马之讲说，甚博得时人之好感与同情。

但孔为今日之红人，炙手可热，对马自然以去之为快，特向委座要求处分，委座乃手令卫戍总司令将其押解息烽休养。

盖欲以遮阻社会对孔不满情绪之煽动也。”

唐纵甚至还在另一则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孔之为人莫不痛恨，为孔辩护者，均将遭受责难。”

就在马寅初被捕一个月后的1941年1月15日，国民党一批高级干部在青年会聚餐，席间，张继、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在讲话中对孔祥熙暗带讥刺，而恬不知耻的孔大人如何表示呢？唐纵在日记中写道：

“孔发言，出人意想之外，谓现在革命成功了，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不小，现在抗战胜利又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