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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委会眼皮下越狱脱险（第1页）

从特委会眼皮下越狱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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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们不知道文强此时在共产党内的身份，只知道他在川东参加过李家俊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个共产党军事干部。

而李家俊起义的地区又是另一军阀——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的防区，不属刘湘的二十一军管辖范围，因此特务们对文强的情况不可能有什么了解。

文强也清楚这一情况，便一口咬定自从川东农民起义失败后，他就脱党了。

这次是来重庆另谋职业的，与共产党组织已中断联系一年多。

为了敷衍敌人，他讲了一些在川东打游击的“龙门阵”

，也像李鸣珂那样编了一套假话，“交待”

了他来重庆后准备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方式。

他说，一是到大梁子邮局投递一封“存局待领”

的信，写明自己已到重庆，住于何处，二是在朝天门码头城墙上画一个大鼻子，这样就自会有地下党的人来会他。

特委会照此办理，当然是一无所获。

但是，不交出一个具体地址，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于是，他装作很不情愿地说出了一个“地下交通机关”

——陕西街广源银楼。

其实，这家银楼原本只是替地下党人收转信件的地方，况且自寮叶巷事件时被宋毓萍带人去查抄后，抓走了两个嫌疑犯，银楼也再不敢替人转信了，地下党人当然也再不会以这里为联系地点了。

但特务们仍然把文强的交代当作重要情况汇报上去，刘湘便叫公安局去查封了这家银楼。

文强被捕的消息，是邹云芳告诉了余宏文，余宏文又报告郑佑之的。

郑佑之一面让余宏文安排邹云芳伺机给文强传递了字条，告诉文强坚持原有口供不变，虚与委蛇应付敌人，等待时机配合营救，并通过邹云芳随时了解敌情动向和伺机营救；另一方面，郑佑之又通知了薛彦夫，要他也设法营救——因为薛彦夫在特委会中身份特殊，又在军部参谋处、副官处都有不少关系，活动起来较为方便。

薛彦夫从潘家沟墙洞里得到郑佑之通知时，文强已被转押到巴县大监。

对于巴县大监，文强在回忆录《新生之路》中有一段具体记叙：

这是一座完全旧式的监牢，真是暗无天日。

我读过清代著名散文家方苞所写的《狱中杂记》，算是有了亲身体会了。

……我被押进巴县监狱时，身上只藏有一块银元。

“囚头”

（也是犯人）伸手要钱，我没有给他，便被他拳打脚踢，抓住头发向牢房里的尿缸里按。

因为不知道文强有“现行”

活动，以为他已脱党，捞不到什么油水，特委会便没有继续追问他组织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