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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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比认为，“猪湾事件”

的惨败，看起来像是他在挪威炸毁格拉纳河桥的流产计划的放大版本。

如果杜勒斯肯花时间像科尔比一样去侦察其目标，对局长大人来说，也就是与专家商议，他本可以挽救他的工作。

在巡游世界的路上，在越南，科尔比对此有了深刻的观察，杜勒斯大大忽视了日益增长的越南共产党的“叛乱”

。

1959年，中情局将科尔比派到越南的理由是他法语流利（法语是殖民者强加给这个国家的语言），以及孩提时代在中国度过的三年，让他应付西贡站的工作绰绰有余。

但事实并非如此。

科尔比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一样奔赴了越南，胸怀高尚的理想，但对这一异域文化茫然无知。

越南就如“二战”

一样，让科尔比伤痕累累。

这个他热爱的国家后来成了他的负担。

他以正确的方式开启了他的情报任务，带着家人一起游览农村，并在西贡政府中培养人脉。

科尔比很快就得出结论，美国政府以常规军事战略平息共产主义“叛乱”

要误入歧途。

1960年，在他晋升西贡站站长的时候，他认为得到了实现想法的机会。

在一个代号为“老虎行动”

的计划中，他将南越的特工渗透到了共产主义的北越。

他意识到真正的对抗赛是在乡下的农村阶层，于是设计了一个“战略村计划”

，就是将村民集中到数千民兵保卫的飞地，周围设置铁丝网、竹桩、护城河来切断共产党领导的南越游击队。

但“老虎行动”

没有成功。

胡志明的北方间谍轻而易举地就杀死了科尔比的大多数间谍，或把那些存活下来的人变成双料间谍来对付南越。

“战略村计划”

也同样失败，西贡政府管理不善，共产党叛乱分子能轻松渗透。

科尔比严重低估了南越游击队的能力，以及无意为村民们提供更好未来的西贡统治十分腐败。

他跟南越总统吴庭艳和其胞弟吴廷瑈走得越来越近，而吴廷瑈是该政府13个安全机构的头目。

吴庭艳是一个性情古怪的殖民时代的傀儡，不得民心。

而吴廷瑈还是个诡计多端的鸦片瘾君子，对阿道夫·希特勒崇拜有加，而科尔比却对之置若罔闻。

他站中的其他中情局官员对越南局势很悲观，对吴庭艳更是批判有加。

科尔比勉强允许他们把电报发回总部，但在他的月度报告中，他总是交付一个积极的“故事”

。

此刻考虑到他是最有前途的中情局官员之一，1962年夏，他被调回华盛顿，就任中情局远东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