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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溯游抗战重庆丛书（第2页）

由于被遴选为抗战时期的临时首都，它从一个省辖乙种市，一月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

随着战时内迁民的大量涌入，它从一个1927年只有27万人的中等城市，一跃而演变为1945年达到126万人的大型城市，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天津、北京、南京、沈阳、广州位居第七，在西部则位居第一。

它从一个长江上游的内陆商埠，一跃而博得了国际知名度，于南京、上海、北平并列为四而出现在联合国成立初期的世界地图上。

它作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基础，同样是在那一时期打下的。

存在作用于意识，自兹以降，重庆人的现代化大都市诉求变得十分高涨。

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磨炼了重庆城和重庆人，也塑造了重庆城和重庆人。

除了前述诸端，素以码头文化著称的重庆人，在那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的峥嵘岁月里，人格和人性的魅力集中彰显出来。

大局为重、团结御侮的民族气节，舍身报国、毁家纾难的侠义气概，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共度艰危、志在必胜的坚强毅力，既光大于仁人志士，亦普注于贩夫走卒。

即便日本侵略者的无区别轰炸持续了五年之多，也未吓倒重庆人，致令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1942年6月24日由衷称赞道：“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意志与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名词。”

正是这种共具普适的人格、人格魅力，为红岩精神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群众基础，当时、现在、将来，无不构成重庆人的精神主流。

所有这一切，共同积淀而形成文化，一部分学者将其命名为“陪都文化”

或者“抗战陪都文化”

。

命名是否妥当，容或尚有商讨余地，但在抗战重庆形成了文化积淀却是不争的事实。

绝不能拘泥于北京的皇城文化、西安的旧都文化……历经了几百年上千年才积淀而成，而对这一事实持怀疑态度。

历史唯物主义既承认缓慢的渐变，又承认急剧的突变，以至产生质的飞跃；抗战重庆就实现了质的飞跃，并且这种飞跃有重庆近3000年的人文积淀的渐变作为潜在的基因。

“抗战陪都文化”

的精气神不仅流注于当今重庆人的思维和行为中，而且，大量迄今犹存的抗战名人遗事、抗战陪都遗址（其中重要遗址多达200余处）……无不在做着显证。

提不提“陪都”

并不要紧，关键是要研究，要珍惜。

珍惜和研究，才有可能承传和发扬。

组织编写《溯游抗战重庆丛书》，研究虽还谈不上，珍惜却不言而喻。

全套10本书，每本各从一个角度，切入一个层面的历史事件、文化活动、名人故事或者风物人情，纪实性地回溯扫描，不求其全，唯求其真。

采用图文相济的形式，意在借文字深拓时空，凭图像便利直观，增强可看性。

如读者能够从中看到抗战时期巴山的一丛小树，渝水的一簇浪花，那么，无论是由之获得文史钩沉和思想启迪，还是仅止有助于怀旧游览或阅读愉悦，无疑就算编者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2004年7月5日于重庆淡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