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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故事（第1页）

《红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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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钢

1975年某天，在一家工厂做工的我收到一封署名“杨大矛”

的信，信中说偶然读到了我的一些诗，感觉很好，想约我一见。

我不认识杨大矛。

有人告诉我说杨大矛是一位诗人，在重庆市文联工作。

我想了想，杨信中所提到的诗，肯定是指我的一本诗集。

1968年我到海军当兵后，曾凭一时心血**写了几首诗，不料却被南海舰队的女兵们传抄，甚至传抄到广州军区的女兵那里去了（多年之后我发现，就连武汉军区女兵的笔记本上，竟也有抄着我的诗的）。

我很兴奋。

这事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促使我接二连三地又写了一堆。

现在回看这些诗，既有单纯幼稚的红色热情，又有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调，总的来说很可笑，但才华也还是有一点儿的，很迎合女兵们的趣味。

当时的女兵多出身于军人干部家庭，她们一般都有拿着个小本子乱抄乱传的优点。

1973年我退伍后，为了保存这份虚荣心，也为了纪念自己为女兵们写诗的光荣岁月，我把这些诗十分工整地誊到本子上。

又有旧日的同学来为它作序，画插图，手绘了很漂亮的封面。

于是，一本像模像样仅有一册的诗集就被我自己出版发行了。

我还为它成功地举行过几场小规模朗诵会，由我本人一诵到底，我善于用许多“啊”

把大家弄出浑身的鸡皮疙瘩。

这本诗集平时在朋友间传阅。

后来我才知道，它是由青年诗人兼好事者王长富传给杨大矛先生的。

不过就在杨大矛先生读到这些诗的时候，我的爱好也正发生着多方面的变化。

一方面我密切关注时局，热衷于骑着个凤凰18型自行车去参加飞行集会，在一些小场合发表危险的政治言论。

另一方面由于当工人，我对工业生产也十分关注，我的案头堆满《钳工手册》《钣金工》《机械制图》之类的书，我有空就钻研，企图弄懂。

并且在我的桌上还放着几个装有米吐尔几奴尼的化学小瓶子，我正忙着建暗房、配显影药、自制放大机，因为我对摄影的兴趣也同样浓厚……其实当时我正徘徊在人生的多岔路口：抬脚朝工业的路上走，兴许将来能成为一个八级钳工师傅；朝着照相那边多靠靠，可能日后会变成一名优秀的摄影工作者；而如果继续在政治方面散布言论，我基本上就快要锒铛入狱了。

接到杨大矛先生的那封信，我根本就没有文学心情。

我觉得那是一个没有文学的时代，整个国家乱哄哄的，谈诗又有何用呢？那一次，我没有与杨大矛先生见面，甚至连信也没有回复。

转眼到了1978年，我又收到了杨大矛先生的来信，仍然是约我见面。

时间过去这么久，他对此事却念念不忘，这使我感觉到他的执着，也为自己前次的爽约而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