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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第2页）

忏悔是一个道德概念，追究行为的动机，一种正当的反抗即便造成了令人遗憾甚至可怕的结局，应该得到及时的反省和纠正，但与忏悔没有什么关系。

医生手术失误可以有技术的检讨，但不需要忏悔。

士兵卫国杀敌可以有对死者的同情，但不需要忏悔。

只有恶意才应该忏悔，无论这一恶意表现为善行还是恶行，带来了善果还是恶果——包括沽名钓誉的到处行善。

正因此，如果我想赶一把道德时尚，用假惺惺的真诚在满世界谴责红卫兵的异口同声中再添一道尖音，把特权与反特权的关系颠倒过来，把歧视与反歧视的关系颠倒过来，那么才是铸下大恶，才真正值得忏悔。

那甚至是对两位老师的进一步侮辱：他们肯定知道我应该道歉但不需要忏悔，他们从不要求我忏悔因此更让我长久地尊敬。

我当然知道，我也有值得忏悔的事，将在本书后面说到。

我还知道，不少红卫兵手上确有鲜血。

我看见过老木怎样被红卫兵殴打，看见过高君家怎样被红卫兵查抄，还看见过红卫兵的起哄声中，一位右派女教师怎样头发蓬散，浆糊满身流淌，跪在毛主席像前背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如果背不出，她就得去与另一个男性反革命互相煽耳光，被挥舞着皮带的红卫兵大声威逼。

我心里发紧，看见她眼里既没有愤恨也没有恐惧，是一片深广无限的空洞，没有眼珠而只有眼珠的化石，比一具僵尸更让人惊心。

她肯定想到了死，想到了救命的一声枪响或一根绳索，问题是她轮不上这种好事，她死不了也活不了，于是一时没有了主意，眼光突然凝固成茫茫荒漠，阻挡着她进入下一秒钟——那是我看到的人世间最为悲惨的无助。

她最终还是死了，自杀在校园后面的浏阳河。

人们都知道是初一（101）班那伙小屁孩制造了这一暴行，他们应该对此负责并受到审判。

人们也知道是当时的国家机器废除了这种审判因此国家机器就应该受到审判。

有幸的是，那一伙只是学生中的极少数。

当时第一代红卫兵、第二代红卫兵已经在运动中出局，学校里重组新生的主流红卫兵组织是温和派，其中不少成员本身就曾经受到早期某些红卫兵的迫害，是所谓“黑七类”

家庭的子女。

温和派反对暴力。

红卫兵大联合委员会重申了“坚持文斗反对武斗”

的命令，使所有非法关押的老师得到释放——当时这个委员会就是学校里的领导，军宣队还没有来，工宣队更没有来。

这是我的所见，这是事实。

当然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我想那个剃了阴阳头的女教师，还有更多受到迫害的过来人，更多的官员、商人、知识分子，一定比我看到了红卫兵更多的残暴，以至一位尊敬的老作家在干校劳动时，看到路边冻得哆哆嗦嗦的几个知青，会有“狼崽子”

一语脱口而出的快意——作者肯定有足够的见闻来支持自己的仇恨，虽然那几个知青的手上可能并没有鲜血，在作者那里未经审判就被定罪；虽然他们眼下身疲力乏，饥寒交迫，不像作者那样拿着国家高薪一分不少，理应得到更多的同情。

说实话，我震惊于一种简单和轻率，但相信作者自有仇恨的根据。

十年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结构和如此复杂的过程，人们出于不同的生活经历，言说时依据记忆中不同的生活实象，自然会有正常的看法各异。

这并不奇怪。

一个历史事件到底是什么，需要各种看法相互的交流、补充以及砥砺，以便尽可能接近真理。

问题在于，“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