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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发达的史学与贫乏的史观（第2页）

的惨重教训中，求得自身的“安、治、存”

。

《资治通鉴》则开宗明义，“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上助圣明之鉴”

。

然而，由于中国文化机制的制约，他们都未能提高到理性思辨的高度，未能从具体经验上升到抽象思维。

史学家们往往将毕生精力花在训话、勘误、注释等土面，探幽入微、脚踏“实地”

而绝少撰写出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缺乏宏观的把握以及理论上的探讨。

因此，很难形成中国的历史哲学的体系。

丰富的史学，贫乏的历史哲学——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史观在实用理性上的踌躇不前，精于微观经验研究的思维定势。

当然，漫长的中国历史流程中，也不是没有闪烁过历史哲学的火花。

哲人们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偶尔阐发过这一方面的观点。

三言两语，言简意赅，稍有疏忽，便一闪而过，难以捕捉。

其实归纳起来，尸国史学也许不会比“神一英雄一人”

三个时代递进，“理性”

赋予世界历史以一种合理过程等等。

西方历史哲学大师所提出的模式少，但是，却没有后者所作的提高，更没有后者的理论上的严谨、填密的探讨。

所以，才不为后人所注重，从而盲目地去袭用西方的模式，弄成非驴非马的东西，贻笑大方。

在（庄子·天运）篇中，庄子就这么概括过历史的进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服而民不非也。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兢，孕妇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

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归，女何言哉！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矣。”

他一直训到孔子悟出：“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

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

才说：“丘得之矣。”

显然，他是主张自然无为，或自然史观，反对人为的。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糜鹿共处，拼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庄子·盗拓》）由至德而一，由一而亲，再由亲至兢，兢则发展为变，这便是一种宏观的把握。

孔子则有他的三代相“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