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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天理的至尊实用理性史观（第6页）

“势”

作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客观过程，“理”

为体现出来的规律性，两者统一在一起，“得理自然成势”

，反过来“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

，“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

（《思问录外篇》）。

王夫之还进一步说：

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弘。

天者，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

……时有未至，不能先焉。

追其气已动，则以不令之君臣、役难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以为得，即其罪也以为功，诚有不可测者矣。

（《读通鉴论》卷三·武帝）

所以，秦始皇搞郡君制，是从“私天下”

的动机出发，做了符合“大公”

的好事，“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读通鉴论》卷一）。

“名微而众寡”

的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

，足够奸臣了，行霸道而悖仁政，可“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

。

这样，王夫之已经无意中触及到了历史与伦理之间并不能划一的问题，对既往的伦理史观进行了“修正”

。

但是，中国历史向他提出的问题，与他所能作出的回答只可能是一致的，他只能极力调和历史与伦理之间的矛盾，绝不可能上升到以历史统摄伦理的新高度，从而又窒息掉了他火花一闪似的思想。

他的“理势合一”

的历史规律论，“即民见天”

的历史动因说，“天理寓于人欲”

的社会发展观，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可最终仍脱不了伦理的约束，摆脱不开理学的框架，不但没找到真正的出路，反而仍自觉地、明确地维护着它们。

“内圣外王之道”

仍是一脉相承下来了。

以“理”

拒绝了一切，即融合了势，又抹煞了个体。

这种抹煞，不再是强迫，而是以“个性自觉”

来无条件放弃个人权利而实现的。

于是，这种异化，又一次走向了新的峰值。

从程朱到王夫之，也都无一不主情以义制利，以理灭欲，用理性道德去扑灭感情本能。

中国士大夫一千年来的可悲，就在于对这种等级之礼的伦理观的自觉服从与维护，从而形成极为牢固的依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