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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淮南子一史记一论衡 浪漫主义一现实主义历史的哲理思考（第9页）

可是，决定兴亡、盛衰、治乱的又是什么呢？在这点上，他作了很多努力，也猜测到了物质生活对政治的制约关系，但却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于政之得失。

（《论衡·异虚》）

昌必有衰，兴必有废，兴昌非德所能成，然则衰废非德所能败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

（（治期》）

人皆知富饶居安乐者命禄厚，而不知国安治化行者历数吉也。

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

国当衰乱，圣贤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

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

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

（《治期》）

如果把“时”

、“数”

、“历”

等当做客观规律来看，王充这些见解还是发人深省的。

但王充却由此陷人到了“命定”

论中。

纵然如此，他仍排斥了儒家所神化了的、受命于天的所谓圣人、王者、名世者——这对于伦理史观的正宗来说仍是“异端”

。

他对三纲五常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提出夭地一体，则打掉了“天尊地卑”

的封建秩序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他的伦理观点：

让起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

……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寒，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

（《治期））

他没有否定礼义之心，却认为这不是以纲常秩序为准则的道德所决定的，而是由贫富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他承认了个人的切身利益是道德的基础。

自然，这一伦理观与历史观是紧密相连的——他看到了社会的物质生活状况对历史的作用：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盗贼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田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

……传曰：“仓凛实，民知礼义；衣食足，民知荣辱。”

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

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乎义重，平安之基立矣。

（《治期》）

人民物质生活的多寡，则决定了社会的治乱与发展——这一见地，还是深刻的。

由此，他批驳了孔子的“去食存信”

论，指出：“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

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

（（问孔））

由食与信，进而论德与刑：“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

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