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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近代三大革命运动前夕骤变的历史意识（第5页）

论，并不等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是一种进化的趋势，所以，他又视之为“气运”

，一种带神秘色彩的宿命的力量，他说：

三代以下之人材，乘乎气运。

乘气运而生者，运尽则息。

气运所生亦有二：国之将昌也，其人材皆如霆启势，乘春阳愤盈，而所至百物受其祥，哀则反是。

（《古微堂内集·治篇）五）

这种进化之“势”

，在总体上必不可免地与循环论、宿命论及英雄论相联系在一起。

由此，也决定了他在革新国强之际，只主张渐变式的改良，而惧怕革命，他甚至认为，“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

，反而会有“激而反之者”

、“能发不能收”

（《古微堂内集·治篇》五）的危险。

就这么一个“先行者”

，仍有浓厚的鬼神迷信思想，甚至说“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摄之”

（（古微堂内集·治篇）五）。

于是，他与龚自珍一样，晚年日趋消极，遁入空门。

事实上，作为这一阶段的启蒙思想家，虽为美国学者所高度评价，但在事实上，却较之明末思想家的启蒙思潮，仍远为倒退——由此可见清末之际，中国历史已倒退了儿百年。

这里，且引用魏源所著的、曾在日本明治维新中产生影响的进步名著《海国图志》中的一段关于冶炼的文字，看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

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斤。

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

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凭此，可见当时最先进的人物，对西方文化认识水平是何等的低下。

而明末名臣徐光启，则与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交厚，不仅共同译著了许多自然科学、生产技术方面的著作，而且还亲自撰写了《农政全书》，不仅总结了自己的农业科学经验，而且还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

魏源与徐光启，同为当时朝代的名臣，更同是两个时代中最先进的人物，可把徐光启对当时西方科学文化的认识与魏源的相比较，就更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巨大的历史落差。

所以，我们在这一反划分“古代”

、“近代”

的规矩，把李蛰、黄宗羲等划人了近代史观的这一部分，而不归人古代史观，正是说明，如果不是历史的中断，中国亦有可能从明中叶之后走向近代社会。

但历史已铸成了，不可更改了。

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认识。

如何不重蹈历史的故辙了。

悲哉，魏源当日高呼：“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

至后来，却落人佛教的网罗，宣称：

一切有为皆不可恃，惟此横出三界之法，乃我佛愿力所成。

（（与周治朴书））

在他之后，不少思想家也都走了同一道路。

怪他们么？不，当时社会的恶势力，后儒们的张牙舞爪，实在是太强大了一点，迫得他们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