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02（第3页）

两个集市一逢农历双号，一逢农历单号。

为了赶这两个集市，冯爱倩头天早晨在这个集市摆完摊后，下午就得立马乘车赶到外地进货，当天夜里必须赶完并配好货，这样才能赶上第二天的另一个集市。

不说一个妇道人家在大街上摆摊做买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单说上外地进货这一项，冯爱倩说她现在想起来都会感到是一场场噩梦——……头年夏天，我到金华百货公司进货，求人敬佛，好不容易进了2000把纸扇，当我担着担子往回赶火车时，因为天热担重，又空了两顿没进一口水和一粒粮，我沿铁路道走着走着，突然心头发闷，两眼直冒金星，连人带担子倒在了铁路道边……我怎么也起不来，心想这回惨了，别说赚钱，就是性命都捡不回了。

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道口工瞧见了，是他把我扶进小屋，又是端水又是帮着揉腰，才算使我缓过劲来。

说起到外地进货的苦处，真能讲几天几夜。

那时各地的政策还没开放，我们这些个体户上国营单位进货，人家就像见瘟神似的害怕，生怕多收你一分钱也会沾上资本主义病菌。

可毕竟有不少企业的积压产品太多，又见我们都是现钱交易，所以我们的货源还能解决。

但回程的路常常比上门求货更难，铁路线上的打击投机倒把比抓小倫还严。

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检査，我们都不敢走火车站的站台口，全得等火车出站或到站放慢车那段时间里扒窗上下车。

你想都是几十岁的妇道人家，又带着筐子拖着货，那扒车的光景谁见了都说我是要钱不要命哪！

可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孩子能上学吃饱饭，我这么做是既要钱来又不敢舍命啊！

有一次带着货跳车稍稍慢了一个眼神，结果差点摔断我的双腿。

那时我们这些上街出门摆摊做生意的人，都被是看做投机倒把分子，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市管委那些戴红袖标的人抓进去，罚没钱物，上学习班。

我印象中最可怕的情形要算外出进货回义乌的事。

那时哪像现在条条大路通义乌，只有一条铁路连着外面，所以我们出去进货只能搭乘火车。

每次回义乌时，眼看快到站时的那几分钟里，远远先把货从车窗口扔到铁路旁边的庄稼地或野草堆丛里，然后人再随着减速的车子一个跟头跳下去。

转身猫着腰重新捡起货物拔腿便跑……你问为啥这么做？怕呀，每趟车到站时总有好几队戴红袖标的人，像宪兵似的在站口左右的几西米之间巡逻着，抓住还了得！

说出来你可能觉得会好笑，有一次我跳车下来刚刚把扔下来的货物重新收拾到担子里，刚直起腰就见迎面有个戴红袖标的人朝我这边走来，吓得扔下担子扑通卧倒在地。

你说戴红袖标的他检查就检查吧，可偏偏这冤家遛遛晃晃不走人，害得我整整趴在野草堆里好几个小时，苦啊，现在回想起来就要掉眼泪……

刚直的冯爱倩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掉泪，她把头往上一仰，嗓门一下高出两倍：你说我们这么玩命从外面运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场上摆摊换那么几个辛苦钱，可偏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硬要砍断不可。

当时我们义乌城关的稠城镇没现在这么人口多、城市面积也没这么大，但也有几万人在这里生活着呀。

我们这摆小摊的人天天就像游击队似的东摆一时辰西摊一时辰，好不容易后来在县委政府门前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有了可以做卖买的气候。

有关部门的人就一下出动了好多人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和来买货的顾客赶得四处奔跑，当时百姓们敢怒又不敢言，因为上面也一直在喊不准这不准那。

可我们是小老百姓一个，要吃饭要生活呀，卖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针头针脑、牙裔笔头有什么不可以的嘛！

我们一帮在北门街摆摊的小贩们扎堆在起议论，一议论就心里来火。

大伙好不伤心地说，阿拉义乌人看来永远只能外出披风戴雪去当敲糖帮，过吃家饭的苦曰子了！

我听后心里也好难过，寻思着难道自己的人民政府和并产党就这么不能体察民情？不行，我一定要弄弄明白，说啥也得让当官的明明堂堂地告诉我一声到底让不让我们百姓有口饭吃？

决心已定，我就一连几天守在当时的县委大门口，因为听说县里刚来了个新县委书记，我想要找就找最大的官。

大伙都知道我要找县委书记论理，都又盼又怕地跟在我后面想看个究竟。

一天，有人告诉我说那个个头不高、衣着很朴实的人就是新来的县委谢书记。

我见他刚从理发店里走出来，便壮胆迎上去问道：你就是谢书记吗？他打量了我一下，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在市场上经商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为啥不是赶着我们天天无处落脚，就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干不下去呢？我说完这几句话，谢书记用不同寻常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见在我身后又站了一大群围观者，便把头一甩，说你到我办公室。

一听县委书记这句话，我身后的那些伙计们真吓坏了，心想你冯爱倩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来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

那时文革刚结束没几年，大家受阶级斗争的阴影太深了。

我当时心里也紧张，人家是一县之官，我小小老百姓一个，他一句话说不定够我坐不完的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