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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1页）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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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讲学，最难忘的是在北美，一位金发碧眼的研究生给我提出过的一个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日本文化当作中国文化的子文化，换句话说，日本人也认为中国是自己文化的发祥地，是他们的希腊与罗马，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对中国却施以了灭绝人寰的野蛮暴行，你对此又作何认识？”

这个问题，十多年来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虽说我当时很机智地作出回应，称“这又是一次‘下克上’”

。

但是，光以日本“下克上”

的传统，足以解释他们对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么？这显然是不够的。

从公元6世纪始，日本接连派出4批遣隋使和19批遣唐使，使团人数多时达到五六百人，全面地学习中国的制度、科技、艺术文化，尤其是儒学及中国化的佛教，为此，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他的名著《文明论概说》中就这么说过：

“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教。”

鉴真东渡，为了传播佛教文化，先后失败五次，直至眼瞎了，第六次终于抵达日本九州，成为日本律宗的创始者，还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介绍了过去……

到了明末清初，著名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陈元赟，更在日本生活了50年，卒于名古屋，当年铸的梵钟，迄今还留有他的铭词：

运丁灰劫，再新琳宫。

琳宫司漏，多孔鸣铜。

警醒旦暮，震觉昏蒙。

百万千劫，圣德善功。

这仿佛是一个谒语，告诫几百年前后的日人——这难道不可以说，陈元赟在日本半个世纪，对其民族的根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方可以用此作训诫？

即便是日本著名的“明治维新”

也与中国人的感悟不无关系，其时的政治家吉田松荫、横井小浦，对魏源煌煌百卷的《海国图志》爱不释手，他们从中的借鉴与得益，远远比当日的中国维新派要多。

《海国图志》当是东方第一部较完备的近代世界地理典籍，其中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自有前瞻性的称许，为此，日人迄今对《海国图志》仍念念不忘。

可以说，日人是一个替于学习的民族，一个颇具实用理性的民族，两次向外的大学习，使他们有了宏阔的视野，从而迅速走向了现代化，人们不能不惊叹，他们在工业组织上的出色才干、技术工艺上的精细——这与他们的国民性也是分不开的。

可他们调过头来向老师开刀，当又是怎样的一种心理？

尤其是走向细菌战。

世界公认，细菌战、大屠杀、慰安妇……等，是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的重大罪行。

法西斯德国，正是通过技术路线与理性手段进行有组织的屠杀，600万犹太人就是这样在奥斯威辛等集中营中“人间蒸发”

的。

集中营并没有把犹太人视为有生命的同类，一个同样拥有生存权利、有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同类，而只是视为一件件的实验品、度料、垃圾，这才有一座座作为“杀人工厂”

的建立。

而上百万死于细菌战的中国人——这个数字迄今仍无法统计，原先估计的100万显然是太低太低了，在日本法西斯的眼中，也同样不是一个个拥有生存权利，李有生活情趣、活泼的想象力与无限创造力的生命，而只是“马鲁大”

——圆木，“731”

是这么称呼被活体解剖的对象，至于上十万死于南石头难民所的粤港难民，又被视作什么——一个已被治理为“皇道乐土”

的城市的累赘，一个不堪负担的食品消耗链条……总而言之，当彻底地将其消灭于无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