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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马应彪和香港第一家华资公司及中国四大百货公司（第2页）

。

还有罗芳伯，在婆罗洲组织华侨公司，经营农、矿、渔业、制糖业与商业，势力遍及全洲大部。

至于广东人经商所到达的地方，更遍及全球，因此海外流传有这么一句话：“Thesuhemunity”

即“太阳无时不普照广东人的社会”

。

由于西方的殖民者人侵，在南洋、在中国沿海地区，打断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内地，这种破坏更甚。

山西商帮与山西票号的衰亡，便是外来殖民者与封建统治者双重压迫下造成的。

而广东的民族资本主义，却在这双重压迫下顶风而上，破土诞生了。

这是值得研究的一种“特殊中的必然”

。

而支撑广东民族资本主义诞生的，不是别的什么，恰恰是积蓄已久、有相当实力的侨商。

从全国范围来看，一般来说，先是出现洋务企业，然后才能有民族工商业。

这是中国这么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途径，因而形成的也是一个怪胎，洋商与官商生下的怪胎。

在广州则不同，样务企业的出现，是在民族工商业之后。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毕竟洋务运动在广东推行得较迟，经济势力不大，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阻力也就相对小了一些；另外，广东是侨乡，华侨有较雄厚的实力率先投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

因此，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外来资本人侵而加速瓦解之际，民族资本主义反而得到了较正常的发展。

这一来，广东便成为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最早诞生地——它恰巧是洋商与官商汇合产生的台风下的“台风眼”

。

在这，我们只能简单说上几句，详尽的分析还是由经济学家们去做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更具有典型性、完整性与研究价值。

广东的民族资本家——在纯粹的意义上，也更先于或优于其他地方的资本家，较少或基本没有什么买办色彩。

马应彪，作为中国第一个百货业的大资本家，也正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佼佼者。

作为当年去澳大利亚“掘金”

的农民，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积蓄资本，开办钱庄，首创股份合资公司，一跃而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立柱，其间的智慧、能力殊为可敬，而所经历的曲折、打击与困厄，也令人扼腕。

据史料记载，世界上第一间百货公司，是在19世纪30年代创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中心——著名的花都巴黎，当然，人们更不会忘记它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祥地。

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交通工具也较以前发达，马车作为相当方便的交通工具，使人们的活动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足迹可及十几、几十里外。

这一来，分散的小店铺，便自然而然地逐步向闹市区集中，从而形成一条条的商业街。

而百货公司的诞生，则被誉为“第一次零售革命”

。

它的好处是，经营的品种相对集中，又能分柜台售货，还能利用广告、宣传橱窗介绍商品；同时，明码实价，方便顾客选购。

对于经营者而言，其货品销售量大，盈利更不错。

所以，当巴黎出现了第一个百货公司之后，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争相仿效，开设了百货公司或商业街。

马应彪于1900年在香港首创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正是在澳大利亚从安东尼·奥顿百货公司那里得到的启示。

而在创立之前，则经历了上十年的惨淡经营。

在他之前，中国已产生了第一个民族资本家，这便是南海县的陈启源，早在1872年，他便创立了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继昌隆缀丝厂，其投人的资金，则是他哥哥、侨商陈启枢的白银7000两。

由于该厂“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

。

其女工高达六七百人。

办厂自是几经曲折，光“有伤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