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跋 马应彪和香港第一家华资公司及中国四大百货公司（第4页）

先施公司创立在前，生意看好，郭标、郭泉、郭乐等在澳大利亚的中山人也就跟了上来。

他们彼此提携，又各有千秋。

先施创立于1900年，永安则创立于1907年，在主要经营百货业外，先施另还有酒店业及十大工厂；而永安在百货之外，则以其永安纺织厂著称，振兴实业。

两家又是儿女亲家，著名的上海实业家、后出任广东省副省长的郭棣活（郭氏第二代）娶的是马应彪的千金马锦超。

至于大新、新新公司，与先施关系就更密切了。

两家的创始人，当年均是先施公司的创始人或合股人，有的还担任过先施公司主要领导职务，如黄焕南、刘锡基——他们后来则成为了新新公司的创始人。

至于永安公司郭标、大新公司蔡兴，正是马应彪筹股建立先施而召集的第一批12个人中的成员。

由此可见，四大公司均出自中山人之手，均不以为怪。

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亲缘、乡缘仅是一个方面。

而作为中山人，中山旅澳华侨，他们同受世界先进的商业精神所影响，又同是一片爱国热忱，这才是根本。

无疑，四大公司的创立，论贡献，当首推马应彪，可以说，四大公司均与他有关，不仅仅是影响，而且为其他公司培养了人才与骨干，这才得以蔚然成观。

老一辈人，忘不了他们的一段佳话。

当年，黄焕南于1914年到上海选择先施公司的地址时，南京路还比较冷落，于是，他派人到各个十字路口，以测出行人的流量，一个多月积累下的资料表明，南京路比浙江路行人的流量要大，于是，便作出了决定，把先施公司建在南京路北。

而第二年，郭泉从香港携港币50万元来到上海，准备建立上海的永安公司，同样派了两个人分别在南京路的路南、路北作观测，见一个人，数一粒豆子，最后又测定，路南的行人比路北的要多，于是，永安公司则定址在路南。

1917年，上海先施公司开张，1918年永安公司开张，南京路一下子便成为了闹市区，上海百货业亦由此兴旺起来。

这仅仅是个小故事，可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年作为民族资本家严谨的科学态度与务实精神。

正是从这里开始，四大公司才历尽世纪的风风雨雨，迄今仍屹立在中国的土地上。

大新公司的命名，出自于“大展新酞”

。

因它创立之前，早已有了先施、永安，可谓“专美于前”

。

但大新却自有抱负，认为自己可后来居上——这也是四大公司之间在相互提携中形成的竞争，结果是相互促进，各地的四大公司，也就各有所长，如新新，还办有剧场、电台、实业公司，还有银行。

大新亦有自己不同的经营。

由此，中国百货业四大支柱便支撑了起来，并扬威海内外——先施等公司，也先后在日本、英国、东南亚设立过自己的子公司。

四大公司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是中国民族商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用行内的话说，从世纪初到抗战前，是中国百货公司的勃兴阶段，它自香港创立扩展到全国。

由华侨挟资归国，于香港创立雏形，一俊试验成功，便经曲广州，最后在上海达到鼎盛，其营业宗旨为“包罗万有，无物不备”

。

但由于欧美各列强控制了远东市场，故货源百分之九十系“洋货”

，国产微乎其微。

及至抗战期间，国货方振兴起来，国货上升至百分之七十——这便是百货业复兴之际。

而内战四年，由于时局混乱，经济崩溃，百业凋零，百货公司也由盛而衰了。

沧海桑田，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

而今，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中国的百货商业，又一次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在广州、在上海，商业之兴盛，是前所未有，且仍在蒸蒸日上。

香港的回归，对于百货市场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穗、港、沪大市场，给新的百货业带来了勃勃生机。

一个世纪之前，那些矢志振兴民族工商业的先行者们，如地下有知，当为之百倍地欣慰。

中国的百货业，已不再是当日的惨淡经营了，而是前程无可限量。

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我们该有比马应彪当年更大的信心，更冲天的豪气，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