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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背叛的代价08（第1页）

第二章：背叛的代价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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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第一章里，笔者曾经提到过在1949年10月28日的那一次所谓的“公审”

中，除了涂孝文外，还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华辅。

这位蒲华辅，被捕时任川康特委书记。

川康特委在组织系统上是与川东临委平行的地下党组织，白公馆和渣滓洞庭洞的难友多为川东临委组织系统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华辅。

蒲华辅被捕后，特务同时抓捕了他的妻子，连同两个小孩，一家人一起被关押在白公馆，未与其他难友同室关押过，其他难友只有在放风时间有可能与他接触。

据《红岩》作者罗广斌回忆，难友们与蒲华辅性情上不是很投缘，觉得他对人“不大说话”

，“态度一直很矜持”

，接触很少，所以我们掌握的关于蒲华辅言论、思想情况的材料很少。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存有一份1950年制的蒲华辅《被难人士登记表》（档案号：B674），上面记载了关于他的零星信息：

姓名：濮正应，化名：蒲华辅；男，36岁；铜梁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

1926年弃旧学入铜梁县中肄业，1927年加入中共，积极活动，被开除，后入上海中国公学，一年后返铜梁县中任教，领导该县土桥事件。

1930年于渝被捕，囚3年余。

1937年返县任教，1939年任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在万县工作，下半年又去泸县整理组织，1941年起工作于成都7年之久。

中共川康工作委员会书记。

著作不少，精于地理，被国特收括一空。

在整个“红岩故事”

中出现的几个叛徒中，蒲华辅的年龄最大，党龄最长，党内职务最高。

他的叛变经历类似涂孝文，也属于“先软后硬型”

。

他被捕叛变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特务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其中韩子重、齐亮、马秀英、张学云、韩秉炀等被送押重庆并杀害。

蒲华辅被捕，是由刘国定和冉益智共同出卖而造成的。

刘国定叛变不久，就向特务交代认识川康特委负责人，外号叫“郑眼镜”

，住在成都，但不知道“郑眼镜”

的真实姓名和住址。

当时特务先忙于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及镇压华蓥山武装起义，没有立即追查这条线索。

到了1948年11月，特务认为重庆地下党组织已经被打垮了，决定把破坏活动向川西推进，但苦于找不到进一步深入的线索。

一天，特务雷天元与冉益智闲聊时，说到刘国定出卖的“郑眼镜”

的情况，冉益智马上说：这个人呀，我认识，我们还一起工作过!“郑眼镜”

真名叫蒲华辅，本名叫蒲文昶，是铜梁人。

特务雷天元一听眼睛就放光了，因为雷天元也是铜梁人，他早就认识原来叫蒲文昶的蒲华辅，雷天元和蒲华辅还是铜梁县中学的校友。

真是无巧不成书。

有这么个线索，使徐远举兴奋不已，当即他飞到成都亲自摸底，然后成立了一个“川西特侦组”

，并任命刘国定为组长，雷天元为副组长，同时任命另一位叛徒骆安靖为书记员，到成都具体执行破坏川西地下党组织的任务。

徐远举的这项特别任命，让雷天元感到不舒服，因为他根本不把刘国定放在眼里，而且有事都是直接向徐远举报告，所以实际上雷天元才是“特侦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