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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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社会平等条件下，内心一股求生存的欲望在支撑，什么面子、形象等外在的东西，在特定环境下，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渺小。

我们村许多人虽然吃不饱肚子，但心情是快乐的，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思想很单纯，没有过高的企求，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满足。

记得一次和同伴一人拉着一辆架子车的柿子不到五天就卖完了，而且价格卖得很好，七十多块钱，刨去成本二十五元，净赚四十五元，同伴手大，敢花钱，非要我和他拉着架子车路过煤城，到所谓最繁华的五里铺火车站理发。

那是渭北市煤城的中心，远近闻名，方圆百里的人们都知道煤城的五里铺，就连我们卖柿子矿上的矿工，休假来煤城，必去的也是五里铺，他们说，不到五里铺，就等于没有来。

众人向往的地方，我何尝不想去看一眼呢，见识一下大城市的繁华和精彩，回去也好给那些一辈子也没有去过县城的大爷、奶奶、大伯、婶婶们乱吹一通。

可是又一想，我衣衫破烂，脏兮兮的，一股汗腥味不说，脸黑得和刚升井的矿工一样，屁股后面还拉个架子车……强烈的自尊心一下冲淡了我去那儿的念头，但是同伴反驳我的理由更充分，说，渭北煤城人大都是从河南逃荒过来的，比你穷的人多的是，不要认为自己还是根葱，没有人注意你。

同路不舍伴，他执意要去，我只好服从。

我俩拉着架子车从一条狭窄的街道向南走，街道上人不是很多，来来往往的有马车、汽车，也有套着毛驴的架子车，拉着山里人产的山货穿行。

他们把毛驴拴在附近的电线杆上，把装饲料的口袋解开，毛驴眼也不闪一下，脑袋就一下伸进饲料袋子不停地吃草。

主人把山货摆在街道的两旁售卖，有山鸡、兔子，还有核桃、酸枣之类叫不上名的干杂果。

街道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尽头，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长，看见前面没有路被山隔断了，绕过山头又出现了。

无法辨别方向是东是南，只能用左右手说明当年我们眼见的最大城市的情景，右手边是山，所有房屋、建筑依山势形成，绵延起伏，错落有致，给人一种向上的冲天视觉感，着实让我俩这个小山村长大，只去过一次县城的农村娃开了眼界，见了世面，真想不通那楼房是怎样盖到山上去的；左手边是一条河，河两边是用石头垒起来的，显得很整齐。

河的对面还是山，约莫着没有右手边山上房子多人多。

再走一段就能看见高大恢宏的建筑，还有连在一起有几十米长的小车厢，嗡嗡地向山顶爬去，不时还有一列列吞云吐雾的火车，鸣着长笛，拉着装满煤炭的车厢，沿河边的铁轨向远方驶去，震得整个山道都好像在晃悠。

火车过后，飘在空中的烟尘弥漫了整个城市，挡住了人们的视野。

烟尘落在地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黑色颗粒，仿佛刚才天空飘过的是一场小雪，不过不是白雪，而是黑雪。

这才是大城市，一派欣欣向荣的工业美景，简直太美了，美得让人热血沸腾。

我那暖流涌动的心，不由自主地加速跳动。

在激动与亢奋中，我俩不知不觉地到了城市最繁华的地段，真像赶集一样，摩肩接踵。

我俩的架子车占去了很大的空间，好在那个时期没有见到城管，也没有见到交警，也没有限制架子车通行的“禁行”

标志，人们都是从我们前或车子后绕着走。

没人慢下来多看一眼这是什么车，拉车子的人是啥模样，好像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似乎架子车、拉车的人本来就属于城市的一员。

他们的淡定、从容，让我意外又感动。

实在走不动了，也不好意思影响交通，只好将架子车停在了一个门牌写着“延安理发馆”

的门前，想着等下市人少了再走，不能老影响市容。

可是越等人越多，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少下来。

同伴从理发店半开的门缝里，向里面瞄了两眼，不知道看到了什么，走到我跟前突然产生了奇想：咱进去剃头（当地把理发叫剃头）。

我直接愣住了。

不容我说话，同伴意志很坚定地说，走，快走，我看里面没人剃头。

我坚决不去，也不让他去，心里自言自语地说，自长这么大都是父亲用剃头刀子剃，别说去理发馆剃头了，就连见也没有见过。

现在又是这副模样，咋好意思进去呢。

再说，在这里剃头不是白剃的，谁知道剃一个头要多少钱，头不剃饿不死人，但是饭不吃不行，卖柿子挣这点钱多么不容易啊！

家里还在等钱回去托人到黑市上买过年的粮食哩（过来人都知道，那个年代，穿衣凭布票，吃饭要粮票，有钱买不到粮食），花钱剃头简直太奢侈了。

看我还在犹豫呢，不知道他哪儿来的这股勇气，硬拉着我推开了理发馆的门。

理发店一男一女穿着白大褂，等我们还没有张口问价钱，那个看上去有三十来岁的男人就很职业性地先开口了，理发吗？谁先来，洗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