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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1页）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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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在我心中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那时父母工作都很忙，孩子都送到幼儿园寄宿，只有星期天才团聚一下，大人和孩子之间的交流很少。

当然，比起父亲来，母亲单独与我相处的时间似乎还是要多一点儿，送我去幼儿园，带我去看病，都是母亲的事。

有一年夏天，大约是上小学之前的一个暑假，我与母亲两人在报社的幼儿园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母亲是幼儿园的园长。

记得那时母亲每天上班，忙于工作，我则和一帮比我小的孩子在园里到处乱跑，爬树、捉金龟子、捉蜻蜓和蟋蟀，安静时就胡思乱想。

有一天忽然想到，所有的人都得长大，变老，最后是不是都会死呢？我一下子恐慌起来，如果人都要死，那么我无疑也会死的了，人死了，岂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晚上我问母亲，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她说是的。

我说，我不想死，然后就哭起来。

哭了一会儿，我又怀着最后一线希望问：“医生也不能救我吗？”

母亲说：“不能。”

我说：“那你也要死的吗？”

母亲回答：“也要死的。”

我彻底绝望了。

从母亲生硬的口气里，我感到一种生分和残忍，同时又感到一种崇敬，觉得能够像母亲那样冷静地面对死的问题，真是了不起。

以一个六岁儿童的眼光，我不知道她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

只是在四十年后，当我读到母亲自己写的早年传记时，我才明白，当时才三十岁出头的母亲，有着复杂而痛苦的经历，可以说已经死过好几回了。

但命运对母亲显得太不公平，注定她一生要充满磨难。

自那以后不久，我的父母和报社一大批虔诚的共产党人被打成“右派”

，开除党籍，接下来是母亲下放衡山劳动改造，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

的大饥馑和外婆的去世，在“文革”

中又继续挨整，下放福田“五七干校”

，儿女一个个由于“家庭问题”

而失学、下乡……更不用说几十年间全家作为“双右派家庭”

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和人格上受到的欺凌了。

母亲出身贫苦，物质生活的匮乏和肉体上的折磨她都能坦然承受，最无法接受的是年轻时代豁出性命去追求的理想被玷污、被亵渎。

但她顽强地活过来了。

她没有什么文化，只识得几个字，进过短期的干部文化补习班，能写信和记日记。

父亲总是说她“头脑简单”

“不懂政治”

，她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