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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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3页）

桌上恰好放着一封这个女人的丈夫的来信。

聂赫留道夫一看到他的笔迹和印章，脸就红了，心情马上就紧张起来，就好像大难将要临头似的。

但是他的紧张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位丈夫，作为县首席贵族（聂赫留道夫的大部分田产在他的县里），来信是为了通知聂赫留道夫，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局紧急代表会议，他要求聂赫留道夫务必出席，并在有关开办学校和修筑铁路专线等重大问题上支持他，因为这些问题肯定会遭到反对派的激烈反对。

这位首席贵族是个自由派，他和几个志同道合者一起，全身心投入和亚历山大三世执政时期的反动势力所做的斗争，至于家庭生活中出现的不幸变故他却一概不知。

聂赫留道夫想起他和这个人相处时的那些令人难堪的时刻，他记得有一次，他以为她的丈夫知道了他们的事，他准备好了同他决斗，并打算在决斗时对空放枪。

他还回想起那可怕的一幕：当她完全绝望的时候，就跑到花园里，打算投湖自尽，他跑到花园里去找她。

“我现在不能去，也不能采取任何步骤，在她还没有答复我以前。”

聂赫留道夫这样想。

一个礼拜前，他给她写了一封口气坚决的信，他在信中承认自己对不起她，愿意用一切代价赎自己的罪，但他仍然认为，他们应该永远断绝关系，这对她有好处。

他现在就等着她的回信，可是回信还没有来。

没有回信说不定是个好的兆头。

如果她要是不同意分手，她早就写信来了，甚至她亲自跑来了，过去她又不是没有这么做过。

聂赫留道夫听说，现在有一个军官正在追求她，他顿生嫉妒之心，但同时他也很高兴，因为他快要摆脱这偷偷摸摸、昧地瞒天的关系了。

另一封信是田庄上的总管写来的。

总管在信中说，聂赫留道夫必须亲自去一趟田庄，一方面是为了依法取得继承权；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如何继续经营田庄的问题，是按照公爵夫人在世时立下的规程经营呢，还是按照他过去曾向公爵夫人提出、现在又向公爵少爷提出的办法经营呢，这个办法就是添置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收回来，自己耕种。

总管写道，这种经营方式收益大。

总管同时还表示歉意说，原定一号前汇去三千卢布，但还没有汇出，一定随下班邮车汇出。

这笔钱所以拖延了时间，是因为农民老是拖着不缴租金，结果不得不求助于官府，对农民采取了强制手段。

聂赫留道夫看了这封信，又高兴，又不高兴。

他所以高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拥有这么大的一笔财富；他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他年轻时，曾是斯宾塞（英国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狂热信徒，可是他本人却占有大量土地，所以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阐述的私人占有土地是不公正的论点对他触动很大。

他当时作为一个青年人，很有正义感，行动很果断，他不仅口头上说，土地不应该成为私有物，他不仅上大学的时候就写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而且他在行动上也有所表现，他把从父亲名义下继承的一小部分土地分给农民，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

现在，他继承了母亲的遗产，成了一个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他有两条路可选择，或者是像十年前把父亲的二百俄亩土地分给农民一样放弃母亲的遗产，或者是默默地承认自己以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和虚伪的。

他不可能选择第一条路，因为他除了土地，一无所有，土地是他的生活来源。

他不想外出做事，可他又过惯了奢侈的生活，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生活是不可能的。

再说了，也用不着改变这种生活，因为年轻时的信仰、毅力、荣誉感和一鸣惊人的欲望，现在都没有了。

另外，他也不可能选择第二条路，因为关于占有土地不合法的道理他是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了解到的和接受的，后来，过了许久，他又从亨利·乔治（美国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著作中得到这一道理的光辉论证，所以要否定这一明确的、毋庸置辩的道理，他无论如何做不到。

因此，他看了总管的信，又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