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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的中国缘（第1页）

泰戈尔的中国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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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就开始受到中国文化界的关注，作品零零星星地被译成中文。

最初是陈独秀的四首五言古体译文《赞歌》，选自《吉檀迦利》。

之后是刘半农的白话译文四首，选自《新月集》。

“五四”

以后，他作品的不少英译本，被转译成汉语与中国读者见面，第一部中文诗集是西谛（郑振铎）译的《飞鸟集》。

此后各种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介绍和评述不断出现。

那些清新隽永、韵味深远的小诗，在中国风靡一时，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早期创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泰戈尔是一位深为中国读者熟悉、喜爱的印度诗人，他的作品在中国流传极广、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泰戈尔极其重要的功绩——正是他的影响使得繁星春水般的“小诗”

茁壮生长在中国新诗在早期白话诗之后难以为继的荒野上。

“小诗”

的代表诗人冰心就自称是受泰戈尔诗歌的启发而开始写作的。

郑振铎在其译《飞鸟集》初版序中说：“小诗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

，郭沫若也表示无论是创作还是思想都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参见《沫若文集》之《序我的诗》《泰戈尔来华之我见》等篇）。

此后，中国诗坛上一种表现随感的短诗流行了起来，如冰心的《繁星》《春水》等。

其中许多富有哲理、晶莹清丽的小诗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几乎影响了一代诗风。

1920年，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邀请泰戈尔访华，他因忙于筹办国际大学未能成行。

1922年冬，梁启超代表讲学社邀请泰戈尔访问中国。

接到邀请后，泰戈尔很高兴，但因身体状况不好，将访问推迟到1924年的春天。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上海，由才女林徽因作陪，徐志摩做翻译，受到了当时中国文学界的热烈欢迎。

但事情总是多方面的。

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科学界正处于科学与玄学的论证中。

泰戈尔热爱祖国，反对西方殖民文化，热心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

，与当时中国破旧求新的时代气候不甚相符，而且当时确实有些守旧派试图利用泰戈尔为自己造势。

另外，泰戈尔早年曾参加反殖民主义的政治运动，后因不满于群众的盲目行为而退出，这种做派也与当时中国热情高涨的激进知识分子相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