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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维也纳会议之后（第4页）

神父们加入了“流亡者”

的行列，一起长期流亡国外。

现在他们跟随反法盟军回到了故土，带着报复的心理开始了工作。

1814年耶稣会回来了，重新开始了教育年轻人工作。

之前，在对抗教会的敌人方面，他们的体制未免有些过了头。

耶稣会在全世界建立了“支部”

，要教育当地人懂得基督教的福祉，但很快这套体系就变成了常规的贸易公司，不断干涉世俗政权。

到了葡萄牙伟大的改革派首相庞巴尔侯爵执政时期，耶稣会被赶出了葡萄牙的领土。

到了1773年，应欧洲大多数天主教国家的请求，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禁止了耶稣会的这一体制。

现在他们又回来了，开始教导孩子们要“顺从”

，要“爱戴他们合法的君主”

，以免这些孩子像他们父母一样在玛利亚·安托瓦内特坐车驶向断头台时还会租借橱窗，在一旁观看嘲笑。

在普鲁士这样的新教徒国家，情况也是一样糟糕。

1812年的那些伟大爱国领袖，那些号召人们站起来反对篡位者的诗人和作家如今被贴上了“煽动者”

的标签。

他们的住所遭到了搜查，他们的信件遭到了检查，他们不得不定期到警察局报到，汇报自己的行踪。

普鲁士的教官火气冲天，扑向年轻一代人。

一群学生在瓦特堡庆祝宗教改革三百周年，活动虽然有点吵闹，但并无害处，可在这些普鲁士官僚的眼中，这就是革命的星星之火。

有个神学学生，非常诚实，却不够机灵，杀死了一位在德意志进行活动的俄国政府间谍，于是大学就处在了警察的监视之下，在没有任何审讯的前提下，教授或是被投入监狱，或是被解雇。

当然了，在对抗革命行为方面，俄国就更为荒诞了。

亚历山大已经从虔诚的狂热中恢复过来了，逐渐发展出了忧郁症。

他非常清楚自己能力有限，也明白自己在维也纳受到了梅特涅和克吕登纳那个女人的摆布。

他越来越排斥西方，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俄国统治者，其兴趣在君士坦丁堡，那个曾是斯拉夫人第一位导师的古老而神圣的城市。

亚历山大的年纪越来越大，他越来越努力，成就却越来越少。

在他坐在书房之际，他手下的大臣把整个俄国变成了一个大军营。

这样的画面并不美。

我应该讲得更为简短，但你应该对这一时期有个彻底的了解。

这不是人类第一次想要倒转历史的车轮，但结果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