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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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4页）

这些房间低矮，窗户狭小，北房内顺西墙一条大炕，占了几乎一间屋的位置。

其他的房屋原先都有炕，想必是住兵的，大部被我舅舅拆了，它们太占地方。

院里的南房已经坍塌殆尽，成了一片瓦砾，瓦砾中偶尔会钻出一两只大青兔，是我那群叫不出名字的表兄弟们豢养的宠物。

兔子大了，可以吃也可以卖钱，他们的学费基本都是来自于兔子。

我舅舅最恨兔子，说兔子不叫唤，看着温文尔雅，其实蔫坏，性情太冷，满院打洞。

他一见兔子就踢，兔子一见他就跑。

这辈子跟兔结了仇，很大原因是我父亲也属兔。

小院唯一可以欣赏的就是东墙下的一棵枣树。

严格说，它隔了一道墙，应该是属于五甲院里的树，可它却很不知趣地把枝桠全探到了这边院里。

我从未见过那棵枣树结枣，倒见过那些树的枝杈上爬满了“杨剌子”

。

“杨剌子”

是北京孩子们最怕的一种虫子，浑身硬毛，色彩狰狞，那毛要是碰到皮肤上，一片红肿，又疼又痒，让你哭都哭不出来。

南营房近百个院落基本是一个模样，要是你忘了门牌号走错了门，且得找呢，找大半天也未必能找到自己的家门。

就是找到了，站在院里你也会奇怪，这是我们家吗？

舅舅家有股不好闻的馊臭之气，气息的来源是炕桌上的糨子盆，糨子盆是舅母做补活儿的重要工具之一。

“补花”

是朝阳门外妇女们的手工专项，也是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

女人们到领活儿处领来彩布，按照贴在布上的纸样剪了，抹上糨糊，用砸扁了头的拨针将毛边窝进去，再将一个个花瓣组成花朵，将叶子和叶梗连接起来，然后交回去。

自有另一批人把花朵和叶子组合在布料上，缝纫成床单、桌布各样布艺品。

舅母一天可以拨几张彩布，但跟母亲比，还是不行，母亲在未嫁之前就是靠这个养活着她的娘和兄弟的。

舅母是母亲出嫁后从天津嫁过来的，她常听人说我母亲是快手，一天能拨六个大子儿。

六个大子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六毛钱，那时候一个大子儿能买一斤棒子面。

但是我跟母亲回她的娘家，却从没见母亲拿起过拨针，也从没见她靠近过那些枝叶。

其实那时的母亲已经很清楚，很认可自己的身份了，她是学者的太太，得随时保持着“太太”

的清醒和做派。

人哪，一旦攀上去，就下不来了。

钮祜禄外祖母自小长在南营房，一双大脚，一口京片子。

所以母亲也如南营房的丫头们一样，有着旗人姑奶奶的性情，麻利泼辣，敢做敢当。

母亲跟她的兄弟陈锡元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他们的两个父亲都姓陈，都是山东人。

我的第一个外祖父是山东文登人，光绪年间来到北京。

大概是没什么根底，来了没两年，就入赘在南营房我的外祖母家。

后来做买卖有了点儿钱，在东安市场弄了间门面，专卖核桃、大枣、柿饼之类的干货，也卖北京的果脯蜜饯，这些东西搁得住，不爱坏，很少赔钱。

那时候的东安市场不像现在，都是高楼大厦，高级得几乎买不来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