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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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3页）

在老祖坟前表现完了，对其他的坟冢就只磕头不烧纸了。

我问为什么不给其他的祖宗送吃的和钱，父亲说，都是一家人，老祖有了，他们自然也就有了。

清明上坟那天我不知磕了多少头，一条新上身的夹裤，膝盖处磕成了两块厚厚的泥片，铠甲一样地坠在腿上。

我发现，只有我磕头最认真，连同父亲在内，大家磕得都很草率，很心不在焉，他们好像随时等待着什么，窥探着什么。

给圈子内最后一个土堆磕完头，我才知道此行的目的才真正开始。

此时的父亲会像一个大孩子一样，喊叫着率先奔向祖宗的供桌，他的身后紧跟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看坟的老刘和他的儿子们也绝不落后。

什么内外有别，长幼有序，全不在计较之列，往日那种威严冷漠的等级观念突然消失，人的天真快乐的本性孩童般地得到充分的释放。

一群人瞬息将桌子上的美食哄抢殆尽，全不顾失态于祖宗跟前，跌份于光天化日之下。

后来我才知道，祭奠后分吃供品据说能得到先祖的庇佑，祛病消灾。

难怪他们蜂拥而上争抢争吃、嘻哈打闹。

上坟不过是个借口，欢乐的野餐才是真心。

我人小，挤不进去，只从老七的手里分到半块枣儿糕，气得哇哇大哭，没人理我，大家都自顾自地吃。

太阳已过正午，众人收拾东西回家。

走到地边一座不起眼的小土堆前，父亲对我说，这是你姐姐，不用磕了，给添把土吧。

大概父亲的心里有点不受用，所以说话的声音很轻，还有点儿哑，只有离他最近的我和老七听到了。

我和老七用铁锹往那个微不足道的土堆上堆土，老三用他的135相机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堆完土我才知道，那个小土堆就是三姐的坟。

三姐的坟，埋在地边上，没有进入那个大“八”

字的序列，远远地离开金家的祖宗们，很是孤单寂寞。

我觉得三姐很可怜，将半块枣儿糕摆在她的坟前头。

老二说我摆错了地方，应该摆在西南边，那样三姐才看得到。

原来三姐不像我的那些正南正北的祖宗们一样，她是头朝东北脚朝西南，斜葬在金家之外的。

我回来问母亲，母亲说，三姐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姑娘死后是不能埋在正穴上的，按礼儿说，她应该埋在婆家的坟地里，她既然没有婆家，就只好靠边了。

“文革”

我烧毁金家家谱时，见到我们家那本裱着黄绫子的折页里，没有三姐，当然也没有我。

最后一次续家谱时，三姐还没有出生，就更甭说我了。

老三信手照的那张照片至今我还留着，荒郊旷野，我围着花头巾和老七在往地上扬土，我们的锹下，根本没有什么“小土堆”

。

我们的父亲，一个瘦高的白胡子老头，面无表情地站在我们的身后，看着他的孩子们，死了的和活着的……

现在的东坝河是宽展的大马路，太阳宫附近是地铁站和超市，每回我坐车路过那里，都要朝外张望，以图看到昔日上坟那场热闹的画面。

可惜，旷野和三姐和祖宗们以及争抢祭食的人一块儿消逝了，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张照片。

除了东坝河那个羞怯的小土堆和家门口门框上钉着的“革命烈属”

那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我的三姐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任何痕迹。

父母亲在处理三姐的事情上相当低调，他们退回了那一笔相当可观的抚恤金，说这钱是闺女用命换来的，花着伤心……不要。

我跟同学们说我的三姐和刘胡兰一样，也是为革命牺牲了的。

同学们不以为然，尤其是那些“革命的后代”

们，他们认为刘胡兰就是刘胡兰，谁与刘胡兰比谁就是不自量！

我心里不禁暗暗为我的姐姐叫屈了，都是死了的，怎的就没人知道她，毛主席怎的就不给我的三姐题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