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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第1页）

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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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本由理想产出。

理想者为事实所感召，立之以纲维时会之迁流者也。

必有新理想导之于先，乃有新政治实现于后。

国人局于现象，鉴吾国政治状况，大似欧洲十八世纪之初。

凡所论列，多摭拾81十八世纪以前之学说，以津津自憙。

如天赋人权、小己主义、放任主义，早为西人所唾弃者，尚啧啧称道，自诩新奇。

殊不知政治进化，非同机械；发达变迁，均为有意识之动作。

凡他国由枉道而得之利益，吾可由直道而得之。

他国几经试验，由失败而始得成功者，吾为后进之国，自应采取其成功之道，不必再经其失败之途。

由此以推，则凡先进国回环顿挫，历数世纪始获得之进步，后进国可寻得捷径，而于一世纪之中追及之。

然则述西人政治思想之变迁，以为吾国政治思想变迁之引导，诚为今日之急务焉。

兹略举数事如左：一、国家观念之变迁

古代人民思想，均以国家为人生之归宿。

故希腊罗马及前代之倭人，莫不以国家为人类生活之最高目的。

人民权利，皆极端供国家之牺牲。

至唱人权、放任、小己之说者起，乃一变其说，谓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绝不相容；且有谓政府之存在，徒因人类之有罪恶；罪恶一去，政府斯亡，乃至十八世纪以后，新国家主义日益发明，如费舒特（Fichte）、海格尔（Hegel）、玛志尼（Mazzini）、加奈尔（Carlyle）、骆司硁（Ruskin）、格林（Green）诸氏，均阐发国家之功能：以为人类一切障碍，惟赖国家之力，可以铲除；一切利益，惟赖国家之力，可以发达。

在千八百六十四年，英人之思想，以反对国家者为正教，以信赖国家者为异端；在最近数年前，则以信赖国家者为正教，以无政府主义为异端。

考其所以变迁之原因，盖一由国家观念，大异于前，一由国家功效，昭昭在人耳目，故也。

唱人权放任小己之说者，以为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乃两相妨害之物；国权一伸，民权自不得不缩。

近世乃知人民之权利自繇，由法律所赋予。

国家权力强固一分，即人民权利强固一分，确认国家无自身之目的，惟以人类之目的为目的。

犹经济学上之富然：富非人生之究竟，乃为求达人生究竟之一途；国家亦非人生之归宿，不过为人类凭藉，以求归宿之所在耳。

又因列强竞争，日形激烈；人民自繇，仅为此小国家主义所限制，劳劳战备，日在惴惴战栗之天，自繇范围，终嫌狭隘。

于是信赖民族竞争之小国家主义者，又一变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国家主义。

欧战告终，国际间必发生一种类似世界国家之组织，以冲破民族国家主义之范围。

此征之于最近西人舆论而可信者也。

二、乐利主义之变迁

古代之政治思想，多自“损下益上”

“捐万姓以奉一人”

之原则，演绎变化而来。

自边沁唱最大幸福之说，政治思潮，倏焉丕变，顾尔时之解乐利主义者，犹重其数量而略其性质。

多数之幸福，犹为少数代表所代谋。

夫幸福之所以可贵者，在引人民于政治范围以内，俾藉群策群力，以谋公共福祉之谓也。

设以他人代谋为原则，使多数人民，立于被动地位，颓废其独立自营之本能，所谓幸福，直欺人语耳。

盖近世所谓幸福，绝非根据他方之痛苦而来，亦不得以一阶一级之人数为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