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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哀皇帝中（第5页）

王嘉认为当时政治严苛，郡守和诸侯国丞相经常变动，上书说：“臣听说，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说：‘材难，不其然与？’（《论语》里的话，人才难得，不是吗？）所以说，‘继世立诸侯，象贤也’（《礼记》里的话，在后代中遴选诸侯国君，只是希望他像他的先父祖一样贤德罢了），也未必都有贤德，但是，天子为他选择臣属，委派幕僚来辅佐他。

他们定居一国之中，累世厚重，然后人心依附他们，教化行而治功立。

如今郡守的权力地位，超过古代的诸侯王（周朝初年，班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爵七十里，子爵、男爵五十里，其后齐、晋、秦、楚等，以兼并而至地方千里。

汉朝的郡守也方制千里，连城数十，所以说重于古诸侯），所以以前很看重选拔能担任郡守的贤才。

贤才难得，就擢升可用的，甚至在囚徒中选拔。

当年魏尚有罪，被关在监狱，文帝为冯唐之言所打动，遣使节赦免其罪，拜为云中太守，从此匈奴忌惮而不敢进犯。

武帝在囚犯中选拔韩安国，拜为梁国内史，让宗族骨肉相安（这是景帝和梁孝王的事，王嘉记错成武帝）。

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将要被免，手下小吏知道消息，对张敞不敬，张敞捕而杀之，家属上告，使者调查清楚，弹劾张敞无故杀人，上奏请逮捕张敞。

宣帝搁置不批复，张敞逃亡数十日，宣帝征召他，拜为冀州刺史，再次得到任用。

前世君王，不是对这三人怀有私心，都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对国家有用。

孝文帝的时候，官吏担任公职，子孙们甚至就以官职为姓氏，仓氏、库氏，都是仓库官吏的后代。

其他二千石官员和长吏，都安官乐职，然后上下互相勉励，没有苟且混日子的想法。

以后逐渐改变，公卿以下层层督促，要求严苛，政策又经常变动，司隶校尉、部刺史检举弹劾，苛刻细致，甚至发掘人的隐私，官吏往往上任数月，就被免职，送旧迎新，交错于道路。

才能中等的，苟且求全，不敢操持群下；才能下等的，常恐获罪，只为自己安全考虑，如此大家都不办事。

二千石官员也越来越轻贱，没有权威，吏民都轻视慢待他们，或者找到他们一点细微的过失，添加成罪名，向司隶校尉、刺史告发，或者直接上书举报。

百姓都知道他们地位倾危，随时倒台，所以小有不满意，就生离叛之心。

之前山阳逃犯苏令等纵横为害，官吏人民面对国家的灾难，没有一个肯以死尽节的，都是因为郡守和封国丞相没有威权。

孝成皇帝很后悔造成这种局面，特意下诏书，取消二千石官员故意纵容盗贼之罪，派使者赏赐金钱，以示慰劳和优厚，因为国家有急，要依靠二千石官员。

而二千石官员地位尊重和稳固，才能使御下属。

对那些善于治民的官吏，孝宣皇帝都很爱惜，如果有奏章弹劾他们，宣帝都搁置不批复，等到有了赦令，就不了了之了。

以前的惯例：尚书很少将弹劾官员的奏章交付调查，因为一旦启动调查，就会烦扰百姓。

搜集证据，逮捕审讯，就会有人死在狱中。

弹劾者在奏章上，一定要注明‘诬告反坐’，才交付调查。

希望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犯错，不要轻易责备。

那二千石官员、部刺史及在京畿三辅做县令有才任职的官员，人情上不可能没有过失，应该宽恕其小罪，让尽力办事的人得到勉励，这才是当今急务，国家之利。

之前苏令事发，要派遣大夫去追捕盗匪、调查根由，而当时在任的大夫没有一个能胜任的，于是征召盩厔县令尹逢，拜为谏大夫，派他去。

如今卿大夫有才能的人很少，应该预先蓄养可成就者，让他们在国家危难时，能赴难不畏其死。

如果事变来了，才仓促去访求人才，那不是表现朝廷英明之道。”

王嘉又借此举荐儒者公孙光、满昌，以及能吏萧咸、薛修，他们都是离职的二千石官员中有声名的。

天子采纳，并任用了王嘉举荐的人。

6六月，立鲁顷王的儿子、部乡侯刘闵继承王位。

7皇上因为久病不愈，冬，十一月初五，由太皇太后下诏，恢复甘泉泰畤祭天、汾阴后土祠祭地，撤除长安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祭礼。

皇上也不能亲自前往甘泉、汾阴，派有司代表祭祀。

8无盐县危山泥土自己翻动，覆盖草木，自然成为一条大道。

又，瓠山有一块石头，自己转侧起立。

东平王刘云和他的王后谒（姓不详）到立石的地方拜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