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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清政府于鸦片走私的对策（第1页）

第二节　清政府于鸦片走私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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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政府禁烟

鸦片贸易给英国殖民者带来了超额的利润，给中国却带来了极大的灾害。

鸦片烟毒在中国大地上泛滥，不仅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也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消耗，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清政府从18世纪初叶起，便开始推行禁烟政策。

早在1729年，雍正帝便颁布了第一道禁烟令，对“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

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

如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从雍正皇帝的这道禁烟令来看，对于贩卖、开馆者及相关责任者，所处刑罚并不算轻。

但是，这道禁烟令有一个重大的漏洞，即只禁鸦片烟，不禁鸦片；只禁贩卖设馆，不禁吸食、进口鸦斤，因此根本不能从源头上禁绝烟毒之源，也很难起到实质性的禁烟作用。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道禁烟令的颁发，也明确地显示清政府当局早就意识到鸦片烟毒的危害，并在清代前期即已确立了禁烟政策。

乾隆时期，清政府的禁烟政策依然是只禁鸦片烟，不禁鸦片进口。

在当时的海关则例中的药材项下，仍订有鸦片税率。

如1753年（乾隆十八年）的《关册》中规定：每担鸦片应纳银三两，1755年的税则则规定鸦片一斤，“估价五钱”

。

由于禁烟政策上的矛盾与漏洞，为鸦片输入打开了方便之门。

1767年，鸦片输入突破1000箱，1786年突破2000箱，1790年又超过4000箱。

在当时，“鸦片像英国的哆罗呢和印度的棉花一样，是进口船中的货载，公开地交易，并且用同样的方法经过船只的保商即公行的一个会员出售的。”

结果便是，“内地嗜食者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

，鸦片售价也越来越高。

乾隆帝虽于1780年曾经采取过严厉的禁烟措施，但仍没有效果。

1796年，嘉庆帝继位伊始，即颁布诏令，停征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

至此，鸦片贸易成为非法。

1800年，嘉庆帝又据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的奏请，重申严禁鸦片进口政策，同时禁止内地种植罂粟。

这次禁烟比雍乾两代较为坚决彻底，对于以任何名义进行的鸦片贸易概行禁绝。

但是，由于中国内地鸦片吸食者日众，鸦片贸易利润巨大，所以在鸦片贸易被嘉庆帝明令禁止后，非法的鸦片走私便日益猖獗起来。

鸦片贩子们把交易的地点由广州移至澳门。

他们先是在澳门、黄埔设立堆栈，最后则在珠江口附近的伶仃洋建立走私据点，在伶仃岛停泊固定的鸦片趸船，并由兵船加以保护。

鸦片烟贩在中国沿海各地私行销售，甚至在京师亦暗中售卖。

为了杜绝鸦片走私，1807年，嘉庆帝要求闽粤各省“严密稽查杜绝，毋任透漏”

。

从1809年开始，清政府为防止外商私自夹带鸦片，复规定“公行必须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

。

1810年，北京广宁门巡役人等捕获杨姓一人，其身藏鸦片烟六盒。

为此，嘉庆帝再次颁谕称：“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而，遂致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久干例禁……惟此项烟斤，近闻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