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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清廷游移不定英国增兵扩战（第2页）

。

这完全是奕山为推卸责任编造的一番鬼话。

他一方面把自己擅开通商的行为说成是为了保全广州城，同时也是在英人低三下四的恳请之下才“权宜”

允许的。

同时，他又把其用于向英军支付赔款的280万两银的大窟窿说成是拨款清偿商欠。

而道光帝居然任由奕山信口胡说，一反自己定下的“不准心存贸易一念”

的原则，于6月18日颁谕准令英人通商，奕山所谓拨借之280万两银，著即着落行商分年归补。

他不仅不再追究奕山擅开对英贸易之责，而且表示体谅奕山等人“不得已之苦衷”

，已然暗示着他本人对于英人态度的巨大变化。

奕山隐瞒实情，胡编战报，也有意地隐瞒了英军的真实意图，使道光帝对于英国侵略者的贪婪欲望无所认识，反而觉得英人“性等犬羊，不值与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

，现在他们主动前来央求恢复通商，所以经奕山代为奏请后，准许其遵照旧例，正常通商。

其实，从奕山等人奏折中的破绽里，道光帝对广东方面的战局也有所觉察，同时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反复无常而自觉无趣。

但是，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永远都会把一切失败的责任推向别人。

但是，道光帝不对指挥失当、投降误国的奕山之流予以惩处，也无视琦善至粤后广东海防始渐废弛的事实，反而把广东方面军事失利的责任重又怪罪到早已被革职候问的林则徐、邓廷桢等人的头上。

6月28日，他颁谕斥责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履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链，空费钱粮，全无实用。

以致该省兵丁柔懦无能，诸多畏葸。

虎门之役，竟有为夷匪买通者，思之殊堪痛恨！

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经朕特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广东事件，经复令其实授总督，全省军务，皆其统辖。

既知兵丁染习甚深，便应多方训导，勤加练习；其于夷务，亦当德威并用，控驭得宜。

乃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

因此，对林、邓二人“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

道光帝对林、邓二人的这番责难，更属无中生有，同时也似乎反映出他对自己当初重用林则徐等人严禁鸦片走私贸易而导致英军大举来犯的做法深感懊悔，进而有些恼羞成怒了。

1841年7月14日，奕山又上折片称：“现在粤省夷务大定，各省官兵依山下营，霪雨湿蒸，半染虐（疟）痢霍乱等疾”

，因此请求酌留广西、贵州及四川官兵“弹压土匪”

，其余各营分批撤回原省。

7月28日，道光帝在接到奕山折片后，即据此传谕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将所有各省调防海口官兵，酌量裁撤。

8月17日，清廷再次颁谕，要求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裕谦等遵照前谕，迅即裁撤江浙防兵。

道光帝此举不啻为自毁长城，致使沿海武备更形废弛；同时也清楚表明，清廷再次走向妥协，客观上为英军正在策划中的增兵北犯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　英国决定增兵扩战

作为主动挑起侵略战争的英国当局，并不如清王朝统治集团一厢情愿的那样，在中国强占香港、勒索赔款和恢复贸易后，就可以戢兵休战了。

事实上，自英国派遣远征军来华，迄于英军广州撤军，其既定的侵略目标并未有丝毫改变，那就是在巴麦尊致懿律的训令中以及英国政府预拟的《对华条约草案》中所提出的从中取得开放口岸、勒索巨额军费赔款、割占一处或数处适当的中国领土、攫取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等。

1841年1月9日，英外交大臣巴麦尊看到海军部咨送的懿律的三份报告，了解了英军首次北犯和中英天津谈判的情况。

当天他即致函义律，指责他在清政府没有完全接受英国所提条件之前就同意从天津南还，背离了所奉的训令。

而且，“如果中国政府的目的在于拖延，那末，很显然，在帝国最南端的广州进行交涉，比在白河口或在较广州距北京更近的任何其他地方去交涉，可以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

他要求义律，必须把政府训令中指为不可少的一切条件都争取到手。

1841年4月，由义律捏造的未经中英两国政府签署认可的《穿鼻草约》以及有关英军在华行动及与中国进行交涉情况的报告送到伦敦，巴麦尊看后十分恼火，他斥责义律没有按照他的训令，而是完全依照自己的幻想，处理英国的国家利益。

也就是说，英国预定的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并未达到：鸦片赔款数额太少，军费赔偿与商欠清还没有着落，没有争得英人在华的“安全保证”

，在没有达到英国所有要求之前便主动撤出舟山群岛，对香港的割让也并不彻底，还得向中国方支付捐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