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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清廷游移不定英国增兵扩战（第5页）

而闽督颜伯焘虽有抗敌之志，亲自督战，但其缺乏克敌之略，自大轻敌，只知一味与敌硬拼。

当英军突破厦门防线后，颜伯焘更不能组织有效还击，反而如惊弓之鸟，连夜弃城而逃，贻误战机，终致厦门被陷。

英军进入厦门后，烧杀**掠，无所不为。

厦门的水师造船厂、铸所、火药库和各炮台，皆被其一一摧毁。

厦门被抢掠的财物，仅金银一项即价值两万余元，不能被搬走的全部付诸一炬。

英军在厦门大肆掳掠了10天之后，9月5日，留下“都鲁壹”

号、“卑拉底士”

号、“阿吉林”

号和3艘运输船及500余名士兵，盘踞鼓浪屿，其余舰只和军队退出厦门，继续北驶，向浙江进犯。

而此时，道光帝对英军北犯尚茫然不知，9月12日，他还在谕旨中说：“据奏，浙省沿海口岸，加筑土城炮台，安设炮位，已极周密。

江苏洋面并无夷船踪迹，守御亦甚完备。”

他要求裕谦“酌量情形，陆续撤防”

。

孰料次日厦门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大惊失色，乃复连连颁旨，令吴文镕调精兵2000名赴闽应援，并命令颜伯焘趁英军未及安定之时，“激励众心，及早克复厦门，毋得坐失机会，渐形滋蔓”

。

同时，他要求盛京将军耆英、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沿海各省督抚、将军重新增兵，于海疆陆路，严加防备。

此时，道光帝也意识到，“逆夷习于水战，向来议者皆以彼登陆后即无能为患。

乃今占踞厦门，逆焰仍然凶恶，是陆路亦不可不加严备。”

他命令裕谦和山东巡抚托浑布悉心筹划，水陆并防，倘有英军来犯，严加防堵。

而此时，英舰队已然扬帆北驶，更险恶的战争迅即在浙、江两省海陆两路全面展开。

清廷游移不定、首鼠两端的行为，使自己在抗英之战中陷入绝境，也使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损害。

四　定海之战

英军北犯的下一个目标是定海。

1841年2月25日，英军奉义律之命在中国方面交还战俘后，自定海撤军。

但义律的这个做法，因其违背了英国政府的训令，致使巴麦尊等人强烈不满，这也是英国政府决心召回义律，由璞鼎查取而代之的重要原因。

璞鼎查启程来华之际，巴麦尊再次训令他，必须重新攻占舟山群岛，继而占领镇海、宁波。

因为这些地区被英国政府视为英国商品打入中国富庶地区的最重要的入口，又便于英军屯兵待援，充当继续北犯的基地。

当时，清廷以伊里布坐观数月，贻误战机，未能遵谕克复定海，乃将其革问，改派时任江苏巡抚的裕谦为钦差大臣，驰赴镇海，主持浙江军务。

英军自定海撤军的当天，定海镇新任总兵葛云飞、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即率清军5000余名开赴定海驻扎。

两天之后，钦差大臣裕谦抵镇海。

随即他亲赴定海，勘察地形，采取措施，加强防务。

定海城三面环山，前有稻桶山、东岳山为屏障，左右分列晓峰、青垒诸山为翼，形势本极峻要。

裕谦督令守军在东岳山顶筑城一座，又于青垒山经道头至竹山脚沿海岸筑土城一道，并在青垒山、晓峰岭等处择要安设炮位。

虽然在《广州停战协定》生效后，道光帝受奕山蒙蔽，三番两次下谕催裕谦裁撤防兵，裕谦仍坚持备战。

至英军第二次来犯之前，定海城周围各山头要隘共安设大炮22门，城垣周围共架设大小火炮40余门，另配兵船铁炮10门，守务人数也增至5600人。

郑国鸿率部负责防守竹山，王锡朋防守晓峰，葛云飞镇守土城。

此外，裕谦还在镇海、定海等地招募水勇1200余人，并造买各种船只百余艘。

1841年9月7日，厦门失守的消息传到浙江，裕谦意识到大战在即，又令浙江各地在炮台四周挖掘战壕，增设铁‘藜、木栅等物以为障碍。

裕谦本人则坐镇镇海，严阵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