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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杭州湾与长江下游的战斗（第4页）

清军三路反攻受挫后，段永福退出宁波后率兵直奔绍兴东关；刘天保、朱贵所部先撤至骆驼桥，继又撤向慈溪；谢天贵、张应云等亦率部撤往慈溪。

而英军则顺势开始了凶猛的反扑，在宁波至慈溪的江面上，英舰横冲直闯，“凡系曾经住居兵勇屯驻火药之房屋庙宇，无不用炮火火箭轰击”

。

3月15日，巴克尔、郭富率英军1200余人分乘“复仇神”

号、“弗莱吉森”

号、“皇后”

号等舰船，溯江而上，进犯慈溪。

朱贵率部与英军在慈溪城西门外之大宝山发生激战，朱贵及其部下阵亡者430余人，大宝山失守。

而由参赞大臣文蔚所率驻守在慈溪城东北20里外长溪岭之重兵，于大宝山失守后，不战而溃，文蔚于3月15日夜逃至绍兴东关大营。

3月16日，英军占领大溪岭，捣毁山上所有军事设施，当晚返回慈溪，次日又撤往宁波。

奕经则在文蔚逃回之后，当即下令退兵，其本人则渡过钱塘江，仓皇遁回杭州，从此不敢再战。

二　乍浦之战

清廷征调全国各省1.1万名官兵、招募各省乡勇2万余人、耗饷160万两银所组织的反攻浙东三城计划，遭到严重失利，彻底动摇了道光帝的拒敌决心。

1842年3月18日，当浙江前线溃不成军之际，道光帝居然再次颁旨，著将林则徐在办理东河河工完竣之后，“仍遵前旨即行起解，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

在整个鸦片战争过程中，一当战局不妙，道光帝就会重申对林则徐的惩治。

此时，道光帝重申前旨，预示着他对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人员的压抑及其对英政策的改弦更张。

事实正是如此，十天之后，3月28日，道光帝谕命盛京将军耆英驰赴杭州，为署理杭州将军。

同一天，他还谕将前两江总督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

，并传谕扬威将军奕经对英军设法“羁縻”

。

4月1日，清廷授伊里布七品顶戴，11日，复授耆英钦差大臣关防，带同伊里布赴浙。

耆英、伊里布与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人，均为清政府中著名的妥协派人物，此次清廷委耆英以钦差大臣之任，重新启用伊里布，标志着清政府对英妥协政策的再度确立。

4月15日，耆英和伊里布动身离京，水陆兼程，于5月9日抵达杭州。

然而，英国政府却早在1841年9月底，即确立了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使全权公使握有较大武力，因此训令印度政府‘在四月间集中他们一切可能调度的海陆军于新加坡’，这样才可以尽可能快地将压力加在‘足以割断中华帝国主要内陆交通线的一个据点’，并且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一个令人满意的条约。

这里所指的那个据点就是镇江。

在那里，南来北往的运河线穿过那条伟大的贯串东西的扬子江水道……在镇江方面的运河及扬子江口的封锁，会使向北的漕运以及同北方各省的商品交换完全停顿，而都城北京就在北方。”

很显然，英国侵华战争的下一步目标，就是要向长江中下游进军，以控制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汇点上的南北交通枢纽镇江，从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动脉，逼使清政府投降。

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军“采取这种进攻步骤的用意，是夺取这条重要水道就会置北京于死地，并逼迫清帝立即媾和”

。

为此，从1841年底开始，英国便向中国大规模增兵，至英军沿长江进犯之际，英军的增援使海军拥有军舰25艘，载炮668门；轮船14艘，载炮56门，医院船、测量船及其他船舰共9艘，运输船还没有计算在内。

地面部队，除了炮兵以外，有步兵1万余人；在加强香港（调派一团）、厦门、定海（调派一团）和镇海的守军兵力以后，再除掉因疾病而减少的人数，在7月21日英军进攻镇江的时候，计有可以调用的官兵6907人。

此外，驶往南京的运输舰约有60艘，加上军舰、轮船，英军用以进犯长江的各种船舰计约108艘。

当英军击溃清军反攻，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之后，便按其既定方针，向长江进犯。

1842年5月7日，占据宁波长达半年之久的英军向当地绅民勒索了120万元之后，撤出宁波，发起所谓的“扬子江战役”

，首先向杭州湾以北与舟山岛隔海相望的军事重镇乍浦发动了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