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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五口通商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第1页）

第七节　五口通商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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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英《南京条约》第2条之规定，清政府允许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侨民商人带家眷居住贸易。

在中国沿海增开口岸、扩大对华贸易是英国政府一贯的企图。

根据中英条约规定，英国在五口具有设领、驻舰之权，侨民、商人也在五口享有特殊权益。

随着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及中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条约的签订，清政府一体允准西方各国商人在五口通商居住，外国人在五口的特权也因各个不平等条约的互相援引而日益扩大，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先开放的五处通商口岸及其后逐步增开的沿海、沿江口岸，成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的前哨据点，中国在这些口岸地区的行政权、司法权、关税自决权，甚至包括领土主权，遭到空前的损害。

在此影响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开始由传统的、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危机与苦难日益加重。

一　五口的开放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条约口岸陆续开放。

第一个依约开放的口岸是广州。

中英签约后，清廷授伊里布为两广总督，至广州继续与英使璞鼎查交涉通商事宜。

双方约议，定于1843年7月27日于颁布通商新例当日广州开市贸易。

伊里布病死后，清廷再派耆英为钦差大臣，赴粤继续与英方谈判商订五口通商章程和海关税则。

1843年7月12日，璞鼎查照会耆英，要求依其与伊里布议定期限，开放广州。

耆英初以时限紧迫，口岸章程和海关税则尚未议订妥帖为由，令黄恩彤、咸龄等人向当时在广州的马礼逊、罗伯聃、麻恭等人辩说。

但英方骄横无理，急切地要把条约规定的侵略特权付诸实施。

马礼逊等人坚持认为：“福州等处新设马（码）头，诚恐赶办不及。

广州近在咫尺，又系通商旧地，一经颁发新例，即可奉行，无虞阻隔。

且伊国众商货船停泊外洋已有三十余只，均因新例未定，不便进口贸易。”

并威胁称：现在英国商船“久停洋面，台飓堪虞，且船户水手人数众多，一切汲取淡水，购买食物，甚为苦累。

现在众情汹汹，有不能约束之势”

。

他们坚持要求先行将广州一口如前约定，届期开放。

“黄恩彤等复严加驳斥，而该夷目等抗辩不屈，固请不已，情词极为迫切。”

耆英认为，英人“以通商为性命，准其贸易则恭顺如常，绝其贸易则骄蹇难制，故自明至今，羁縻夷人皆借通商为饵”

。

现在英人坚持广州如约开市，而伊里布生前亦已与之议定，“即所称商船多只停泊洋面，观望苦累情形，亦尚非虚捏”

。

如果等待新订口岸章程及海关税则奏部议复后再行开市，总得在一个月之后，他担心“倘此一月内货船驶集日多，均停口外，不惟奸民私贩偷漏必多，且恐夷情或有变更，所关匪细。

查现实税则，增者毋庸再与议增，减者亦不使之不减，通盘合算，实属减者少而增者多，于国课有赢无绌，将来部议似亦不致驳诘。

与其迟行一月虑生反侧，何如早行一月俾知感戴。”

因此，他“衡其轻重，擅自从权”

，宣布准于是年7月27日广州开市，英商各船届时即可进口按照新订章程及税率进行贸易。

道光帝接耆英奏报后，认为耆英“所办可嘉……深得大臣之体”

。

7月24日，耆英在奏报与英交涉议定《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时又称：“除广州一口已定于七月初一日查照新定章程，开市贸易，其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处，俟部复到日，再行开关。”

但他又担心，“广州既经开市，诚恐福州等口商船闻风驶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