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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及中外天津条约的签订（第6页）

他们认为天津靠近北京，又是漕运枢纽，只要控制天津就可迫使清政府投降。

额尔金甚至不等舰队集中，也不等英海军司令从香港前来，就迫不及待地率领在上海的4艘兵舰北驶。

美、俄公使也随同前往，打算趁火打劫。

3月21日，咸丰帝在接到两江总督何桂清关于英、法、美、俄四国公使欲赴天津的奏报后，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于海口各要隘，不动声色，严密防范”

，以防意外。

4月19日，谭廷襄与直隶提督张殿元、布政使钱炘和等率兵约8000人，并携带神机营大炮，仓促前往大沽口设防。

当时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太平军，内忧外患，一时交迫。

咸丰帝眼见四国联袂来犯，先自输了胆气，悄悄地改变了自己此前的强硬态度，决定谋求与侵略者的妥协，重新捡起了道光帝时常用的“羁縻”

之策，打算向英、法等国妥协投降。

4月8日，咸丰帝下谕署直隶总督谭廷襄，称“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

。

他指示谭廷襄“先解散俄米（美）两酋，不至助逆，则英、佛之势已孤，再观其要求何事，从长计议”

，企图以此瓦解英、美、法、俄四国在外交上的联合。

但是，清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并未达到其预期的目的。

4月15日，额尔金等到达白河口。

20日，葛罗率同法国兵舰接着赶到。

24日，四国公使分别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指派全权大臣，立即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

英法两国的照会限定6天内必须给他们圆满答复，美俄两国的照会则声明他们愿意充当调人。

清政府最初派仓场侍郎崇纶到白河口与外国侵略者会面。

崇纶曾于1854年在天津接见过英、美公使。

但英、法以其职位太低，拒绝与崇纶会见。

清政府复于4月28日加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负责交涉。

谭廷襄到大沽口外与英、法会晤时，英法两国又以谭廷襄未被授予便宜行事全权为由，拒绝同他谈判。

美、俄二使则从中充扮调人，同时向清朝政府进行诱骗和恐吓。

与此同时，英法联军加紧进行进攻准备，探测水道，观察地形，侦察大沽口炮台设施及设防部署，并不时鸣放空枪，恣肆寻衅。

但在此前的4月21日，清廷曾谕令谭廷襄“可以回击，不可先行用武”

，因此当英法联军进行挑衅时，完全没有遭到阻挡和反击。

与此同时，美俄两国公使一面代表该国政府与谭廷襄交涉，一面以“调人”

身份进行活动。

清政府这时已同意俄国可以由海道到五口通商，也容许美国在福建、广东各加开海口一处和酌减船钞，但反对公使驻京、内江通商、内地游历等要求，对公使驻京一事态度尤其坚决。

当谭廷襄等以清初外国教士南怀仁等曾久居北京为例，探询是否可以准许外国公使“若有要事，或隔数年，准其到京一次，随从不过数人”

的要求时，咸丰帝立即颁谕驳斥：“英法之请隔数年或有要事，进京一次，迥非昔时可比，言似近惰，心实叵测。

盖昔时住京洋人，因学算法，操纵由我，无虑为患。

今则来去自伊，贪得无厌，若只顾了局，终有隐忧。”

5月中旬，英法联军舰队集结完毕。

5月20日上午8时，额尔金和葛罗分别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津，并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否则即以武力占领。

10时，联军炮艇开入口内，分列两队，同时开炮轰击南北两岸炮台。

同时，由660名英军与518名法军组成的登陆部队，也分别向两岸清军发起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