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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及中外天津条约的签订（第8页）

咸丰帝“羁縻”

之策失灵，利用耆英“转圜”

企图也告落空，更是恼羞成怒。

6月29日，他以“擅自回京”

为名，赐令耆英自尽以泄心中愤恨。

在天津谈判过程中，威妥玛、李泰国等人态度特别蛮悍无理，耆英更称李泰国“言语狂悖，极为可恶”

。

他们动辄以武力相恫吓，桂良等完全处于屈从地位。

俄使普提雅廷的一位随员记载当时的情况说：当额尔金的代表走近时，桂良及其同僚就陷入一种极端委屈的状态中。

桂良已经完全沮丧，而花沙纳显然从烈酒中寻找安慰。

开始谈判时，英国提出公使驻京，“江路一带，至海之源，各处通商，并在各省任凭英国民人，自持执照，随时往来，英国在要紧地方设领事官，如有不法之徒，就近交领事官惩办”

等要求，作为议和草约的基本条件。

6月11日，桂良等屈服于英国压迫，“将大概条款暂为允诺。

所有内地通商、游历各省两节，允于军务完竣后酌办；兵费一节，推交广东办理；进京一节，约俟缓期再议；他如不禁传教、会缉海盗、酌改文书、商量税则，俱已允其大概。”

但咸丰帝不愿意全部接受英、法的侵略要求，斥责桂良“若必事事皆准，何用大臣会议耶”

，指令他们再行交涉，商请俄使出面调解，以“杜其不情之请”

。

天津谈判期间，美、俄二使以调停者自居，趁火打劫。

他们向桂良等人表示，只要应允各该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则即从中斡旋，代向英法两国“说合”

。

在俄、美二使的诱骗下，6月13日，俄使普提雅廷抢先与桂良等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

6月18日，美使列卫廉也乘机逼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

但是，英使额尔金并不以美、俄等使的“调解”

而稍敛其凶焰，反派代表威胁称，如果再稍作延宕，便中断谈判，率兵进京。

桂良等奏称：“从前所求之事，已属万分无理，造奴才等接见后，该夷开来条款，又较从前加增。

奴才等万不敢以不堪入耳之词，上渎宸聪。”

英国除更明确地要求公使“长远驻京”

以外，还要天津开港，镇江、南京先立码头。

6月25日，英、法代表逼桂良等接受他们所拟定的全部条款，“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

，即连中文约本的译文，也完全由他们决定。

咸丰帝无奈，终于同意了侵略者的要求。

6月26-27日，桂良等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代表在天津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共56款，专条1款；中法《天津条约》共42款，附约6款。

上述两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可在北京租地赁屋，随时往来；

（二）除已开放的五口外，增开牛庄（后定为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三）英、法等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

（四）英、法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经商，英、法国兵船亦得进入各通商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