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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太平天国后期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内部矛盾的发展（第2页）

但到1860年底，政策突然有了变化，常熟监军出告示说：“着旅帅、卒长按田造花名册，以实种作准，业户不得挂名收租。”

由于是年秋收大熟，“各项皆能依示，惟收租度日者，及城中难民无业无资者，甚属难过。”

而农村中的佃户“既免还租，踊跃完纳，速于平时，无敢抗欠”

。

第二年，1861年的秋天，常熟地方当局又出示，要求业户“呈田数给凭，方准收租”

。

其地方长官亲到北乡镇上“讲道理，要设局收租，各业户，军、师、旅帅等尽到听讲”

。

但这一年只有南乡是“租粮并收”

，其余三乡依然是“但有粮局，业户几不聊生”

。

再看其他地区。

无锡于1860年采取“随田纳款”

，着佃交粮。

第二年起，基本上改为地主收租。

苏州同城而治的元和、吴、长洲三县，1860年即宣布了“业户收租”

与“着佃交粮”

同时并行的政策，但实际上业户基本收不到租。

第二年，元和、吴县仍未设收租局。

吴江等县，有的乡镇是“着佃办粮”

，但也有地主收租完粮的记载。

1861年以后，太平天国更普遍地在所占领的苏南和浙江地区颁发了作为土地所有权凭证的田凭。

其格式一律，所刻文字完全相同，载明颁发田凭为的是“以安恒业，而利民生”

。

土地所有人领得田凭后的义务是“每年遵照天朝定制，完纳银米”

；领凭人必须保证领取田凭的土地确为“自份田产，并无假冒隐匿舞弊”

，以后“如有争讼霸占一切情事，准该花户禀请究治”

。

在颁发田凭的过程中，有相当多的佃户将租田作自产，领取了田凭。

由此可见，“着佃交粮”

虽然对握有“田面”

权的佃户有利，也便于政府的赋税征收，却只是非常时期的临时性措施，并非太平天国持之以恒的既定政策。

而佃农领取田凭的现象，也还不足以说明太平天国是在自觉地奉行“耕者有其田”

的政策，更与《天朝田亩制度》的相关规定相去甚远。

二　商业政策与对外贸易

苏南商品经济发达，又是对外贸易中占重要地位的生丝产地。

太平天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发展中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