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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国私人资本工商业的变异和创新（第1页）

第三节　中国私人资本工商业的变异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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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商人对外资企业的参与

在华外资企业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产生以来，就利用中国的传统商人和商业渠道开展各种业务。

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外资在华开办各类企业的地域开拓、数量增加和业务扩展，其利用中国传统商人和商业渠道的范围和数量也急剧扩大。

这使更多的中国商人在被雇用为外资企业买办的同时，也成为外资企业的经营者和投资者。

在利用中国传统商人方面，主要是进一步利用和扩大买办制度，从而也使买办的队伍不断扩大。

这首先表现为上海的买办数量扩大，且逐渐由以广东人为多转变为以江浙人为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替代广州而日益成为中国的外贸和外资企业中心，加之浙江和江苏地区的大量商人为躲避太平天国起义而纷纷涌入上海，作为外国商行和企业代理人的买办队伍也开始较快地扩展起来。

到1861年之后，除了以广东商人为主的早期买办继续增加之外，其他地区的一些商人也日益增多地进入买办行列，尤以浙江和江苏商人为多。

有人说：“沿海各郡，自五口既开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若鹜，举国若狂。”

其中尤以宁波商人为最，纷纷依附洋行，“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白渡者”

，“其余在各洋行及西人机关中充任大写、小写、翻译（昔曰“通事”

）、跑街（昔曰“煞老夫”

）者，亦实繁有徒”

。

湖州、苏州、绍兴的商人也在与外商进行丝、茶贸易中迅速转变成为买办。

有记载说：“道光以后，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

南浔七里所产之丝尤著名，出产既富，经商上海者乃日众。

与洋商交易，通语言者谓之通事，在洋行服务者谓之买办，镇之人业此因而起家者，亦正不少。”

其次表现为其他通商口岸的买办增加。

从1860年起，各通商口岸随着外资企业逐渐进入，充当买办者也相应增加。

据现有研究，天津、汉口、九江、镇江、芜湖、汕头、烟台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开放的通商口岸都从1860年起有买办出现，特别是前三个口岸的买办数量随着洋行的增加而快速增加。

如天津开埠以后，上海、广州的广东籍和宁波籍买办随洋行北上，还引荐自己的同乡充当买办，形成了广东帮和宁波帮，到1894年时已有著名买办12人；汉口和九江各有著名买办13人和11人。

如宝顺洋行在香港、厦门、汕头、福州、镇江、九江、宁波、汉口、天津、烟台、牛庄、淡水、打狗、基隆各地相继设立分支机构，每地都雇有买办，在天津雇有亚培、徐子荣，在牛庄雇有陈洛明，在镇江雇有黄墨砚，在九江雇有徐渭南、郑济东，在汉口雇有盛恒山、杨辉山，在烟台雇有梁枝等。

再者表现为单个外资企业和新兴行业所雇用买办数量的增加。

这一时期外资企业的规模有所扩大，经营范围也有不同程度的扩展，特别是一些新兴行业的出现和发展，其所雇用的买办也相应增加。

据现有记载，各洋行在1860年以后雇用的买办人数及其占1831-1894年所雇用买办总数的比重为：旗昌洋行17人，占80.95%;怡和洋行21人，占70%;宝顺洋行14人，占66.67%;琼记洋行11人，占55%;其他各洋行买办72人，占总数（除1894年以后雇用者1人外），占90%。

外资银行在1865年后所雇用的买办27人，占总数（除雇用时间不详者3人外）的90%。

外资轮船公司在1865年后所雇用的买办15人，占总数（除雇用时间不详者1人外）的88.24%。

买办数量在这一时期急剧增加的状况，与此可见一斑。

在利用中国传统商业方面，外资企业主要通过三种途径。

一是利用买办自己开设的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