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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传统农商工业的变异（第5页）

这主要表现为华商钱庄业与外资银行业的利用与合作关系。

外资银行与洋行一样，也聘用中国的金融业者担任买办，从事“对于华商交易”

业务，如“庄票之别择，现银之鉴定，汇票之买卖”

，以及“对钱庄之拆款”

等。

在被外资银行雇用的买办中，出身于传统钱庄者占大多数。

如汇丰银行的买办王槐山、席正甫、席立功、叶鹤秋（厦门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的买办席钖藩、王宪臣，德华银行的买办许春荣、许杏泉、刘义方（汉口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胡寄梅、刘人祥（汉口汇理银行）等，他们都是有名的钱庄商人。

席正甫、席立功父子与人合开4家钱庄，许春荣家族独资和合资开设的钱庄计7家。

在雇用钱庄商人任买办的同时，外资银行还通过买办与钱庄逐渐发生业务关系。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初，主要是为在华外商办理汇兑业务，与中国的钱庄基本不相往来。

6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各洋行逐渐停办兼营的金融业务，转由外资银行承办，使原先洋行在贸易活动中与钱庄的资金融通和结算关系转向外资银行与钱庄间进行；另一方面是外资银行逐渐扩大吸收华人存款，资金充裕，寻求投放对象；再一方面是钱庄自有的数万到10万银两资金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贸易对资金周转的需要，希望得到外部资金挹注。

于是，这种中外金融业之间潜在的融通需要，通过买办的沟通而逐渐结合起来。

外资银行与钱庄的业务关系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拆款”

关系。

所谓“拆款”

，就是外资银行向钱庄提供短期信贷，以弥补钱庄周转资金之不足。

1869年，汇丰银行通过其买办王槐山引线，向上海钱庄发放贷款。

是为外资银行向钱庄拆款之始。

拆款渠道一经打开便迅速蔓延。

1873年时拆款总额便达300万两左右，相当于当时上海市面日常所需周转资金的全额；到90年代，增至700万——800万两。

上海钱庄的周转资金绝大部分要依靠外资银行的拆款，此种情况在其他通商口岸也程度不同地存在。

如汉口从60年代起、福州从70年代起，都开始出现外资银行向钱庄和华商放贷的现象。

外资银行的拆款虽然为钱庄提供了足够的周转资金，使之适应不断扩大业务规模的需要，促进了内外贸易的发展，但是也使中国的钱庄沦为外资银行的附庸，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

拆款数额之大小、期限之长短、收回之与否，全由外资银行决定。

外资银行拆款一旦缩减、收回、停止，就会立即引起钱庄周转资金短缺，市面银根紧张，甚至导致大批钱庄停业、倒闭。

此外，钱庄把自己的融资活动寄于拆款之上，一旦市面发生波动，放款不能按时收回，就会因不能按期归还银行拆款而陷于破产、倒闭的境地。

发生于1873年、1884年的两次大金融风潮，不是与外资银行拆款的减停、收回相关，就是与钱庄的拆款放贷不能收回相关，从而导致数十、上百家钱庄破产倒闭。

第二种是财务结算和资金汇兑关系。

在外资银行参与华、洋商人贸易的资金融通业务之前，各洋行已广泛利用钱庄的庄票作为与华商贸易的资金流通手段，即华商可以用钱庄开出的庄票向洋行订购洋货，洋行也可以用钱庄庄票向华商收购土货，最后由洋行和钱庄定期结算。

到外资银行与钱庄建立拆款关系后，原先存在于洋行与钱庄间的资金融通和结算业务便逐渐向外资银行与钱庄间转移。

由于外资银行既接收钱庄的庄票，又接收洋行的支票，当庄票和支票的户头系同一对客户时，银行就可以进行轧抵冲销。

与此同时，钱庄的埠间资金汇兑也逐渐突破原有的庄票传递和票号汇兑的传统手段，利用外资银行进行埠间汇兑。

如汉口的钱庄，在80年代时已“比较愿意以外国银行的汇票向上海汇款”

。

这种财务结算和资金汇兑业务不仅大大便利了金融流通，颇受华、洋商人欢迎，而且使钱庄与外资银行的关系更加密切，互为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