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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传统农商工业的变异（第7页）

它在上述讲到的经丝生产中已经存在。

据记载，经丝生产中有一种方式是：“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值，曰料经”

。

这就是一种散工制。

这种纺经散工即车户，在南浔、震泽多达二三千家，说明散工制已相当普遍。

包卖商制则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丝织业中广泛存在，称为“账房”

。

这种账房虽在鸦片战争之前已经产生，但数量不多，地域有限，尚属萌芽状态。

到1876年以后开始普及开来，在1840-1894年新开账房19家，其中1864年以后开办者15家。

三是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这主要表现在农家棉纺织手工业中纺与织的分离和耕与织的分离。

传统的农家棉纺织业是自己纺纱自己织布，因此是纺织一体的。

自洋纱大量进口后，由于洋纱不仅质量大大好于中国自纺的土纱，而且价格也比土纱便宜得多（如1887年牛庄海关报告：洋纱和土纱价格的差异，“前者每包重三百斤，卖价五十七两，而后者同样重量的每一包，卖价却在八十七两左右”

），因此，农家就不再自己纺纱，而是购洋纱织布，于是就发生了纺与织的分离，出现了农家织布的专业化现象。

传统农家的棉纺织业只是农家的一种副业，即所谓男耕女织，或忙耕闲织，也就是说织是耕的一种补充。

自洋纱的大量进口，使大批量织布成为可能之事，从而给专业织布手工工场和散工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于是就发生了织与耕的分离，使手工织布业日益从农家分离出来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行业。

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种织布手工业工场官方和民间都有所兴办。

如闽浙总督卞宝第在1888年倡导设立了织布局；官方既为之倡，民间遂起而继办，用印度纱织布，远销者还可减免厘金。

到1891年，共有60余所织布局成立，年产土布100万匹。

其中由民间创办的广春和织布局招艺徒百余人，规模相当可观。

在1896年英国布兰克本商会访华团的报告中，对其所考察地区的织布工场情况有这样的记录：四川万县几家织布工厂，“接近于我们（英国）手工工厂制度”

，有织布机12至50台不等，大的工厂雇工达80人。

广州的织布工厂雇工约30人。

又云南府的一家工厂，“摆满了织布机，全都在开工织布”

，用印度纱作经纱。

贵州的黄草坝镇是个织布中心，估计有织布机2500台，行计件工资。

可见，到1894年时，手工织布工场的存在已相当普遍，有些工场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传统手工业的这种资本主义性的变异，虽然不能挽救它们在与同类外资工业的竞争中走向衰落，但也不能忽视它们力图与洋货抗争、谋求自我发展新途径的一面。

这也是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的一种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