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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北京条约订立后的教案（第4页）

这一时期教案的频频发生，既根源于列强对中国侵略和渗透的日益加深，也凸显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礼俗政教的严重冲突。

教会禁止教民祭祀神祇、祖先，以及吸收女教徒、男女共同礼拜等等教规仪式，引起了官绅和民众的极大疑忌和反感。

1866年，安徽巡抚乔松年曾指出天主教“以不祀神、不祀先为首务，悖理败伦，凡有识者，皆所深恶”

。

流行甚广、影响颇大的《湖南合省公檄》将“该教不敬祖宗及诸神灵”

，列为洋教“最恶而毒者十害”

的第一条。

1867年流传的《南阳绅民公呈》也对“紊乱纲纪伦常，弃绝廉耻礼义”

的洋教痛加讨伐：“彼教无君父之尊亲，惟耶稣之是奉，是无纲纪也。

无骨肉之亲爱，惟主教之是崇，是无伦常也。

且己有妻女任其与主教亵**，则廉耻丧。

只敬天主而不祀神祇祖考，则礼义亡。

此等乱夷，行同禽兽，不待教而诛矣！

岂容彼禽兽之教，化良民为莠民哉！”

中西文化差异所引起的种种讹言，更是放大和强化了洋教的“恶魔形象”

。

如为教徒洗礼被猜忌为“不分男女，赤身共沐”

，男女礼拜被谣传为“互相**以尽欢”

，育婴堂被描绘成“取小儿脑髓心肝”

的地方。

这种被强化和放大的“恶魔形象”

，也是中国绅民反教斗争愈演愈烈的重要诱因。

教案的频频发生主要根源于传教士和教民的不法行为，也与地方官绅倡导和支持反教密切相关。

传教士凭借条约的庇护，藐视官府，强行传教；教民依仗教会权势，横行乡里，欺凌绅民，这都侵犯了地方官绅的权力和利益，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和名望。

他们对民众的反教行动或暗中支持，或公开倡导，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反教斗争的出现和扩大。

正因如此，每一次教案的交涉，传教士无不首先要求惩处为首官绅，甚至不惜捕风捉影、无中生有。

而清政府以惩处官绅将“有损国体”

、“有失人心”

而反复辩驳，坚不让步；地方官员也尽可能地争取减少惩处“凶犯”

的人数。

除了上举的重大教案外，这一时期在直隶、四川、贵州、云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西、山东、湖北、湖南、江西、陕西、河南等省都发生过规模不等的教案。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条约》后的10年间（1860-1869年）全国共发生教案90起，这些教案彼此呼应，相互影响，终于引发了规模更大、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