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 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第4页）

。

1872年3月12日，这位清王朝的“中兴名臣”

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的一片谴责声中死去。

重刑结案虽然意在“关洋人之口而服其心”

，但无法关国人之口、服国人之心。

当冯瘸子等16人走上刑场时，成千上万的天津民众为之送行并举行公葬，募捐为他们立碑建祠。

法国代理天津领事在当天就记述了他所目睹的情形：

在前往刑场途中，尽管是凌晨，群众早已云集。

犯人们向一批批群众高声叫喊，问：“我们面可改色？”

大伙立刻齐声回答：“没有！

没有！”

他们控诉当官的把他们的头出卖给洋人，叫人们用“好汉”

的称呼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人们当即同声高呼。

判死罪的这些人的亲友一路跟随前进，放声恸哭，泪流如注。

到达西门外刑场时，罪犯们开始拉长了嗓音高唱，听到这歌唱声，执法官协台下令斩首。

罪犯们伸颈就戮，毫无惧色。

这位领事承认说：“从我最近听到的，这些杀人犯的死不大可能使百姓留下引为前车之鉴的印象，反而有可能加深他们对洋人的敌对情绪。

这些被置于死地的人，无疑在民众眼中被视为烈士。”

为了防范再发生类似教案，清政府又于1871年向各国驻华公使馆提出《传教章程》，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作了若干规范，要求传教士遵守中国的政教风俗。

主要内容有：（1）育婴堂收养幼孩难免酿疑起衅，何不将育婴堂概行裁撤，以免误议。

（2）各教堂内凡中国妇女概不准入堂，即外国女修士亦不准在中国传教。

（3）传教士居往中国当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不准干涉诉讼。

（4）民教交涉之案，拟罪均当平允，教民犯法，亦当按律拿办，教士不得庇护。

（5）教士何人到何省传教，须在所领执照中注明，不得暗赴他省，或转给他人。

（6）收人入教，须事先访查其人有无作恶犯罪之事，并知会地方保甲登记在册。

（7）教士当照中国规矩，不可干犯名义，擅用关防印信于大小衙门送递照会。

（8）教士不得任凭私意指请索还教堂，凡买地建堂或租赁公所，须向地方当局呈明，不得伪托他人买产，私自成交。

这些建议和要求，出于规范教士和教民的行为，以减少民教冲突，是完全合理和正当的，但立即被各国公使断然拒绝，也遭到传教士的坚决反对，成为一纸具文。

天津教案之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受不到限制而无所不为，中国民众对洋教的愤恨得不到舒缓而日益炽烈。

从此以后，教案发生的次数更加频繁，波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