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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从黔江教案到成都教案（第8页）

然而，参与打教者有6人被正法，17人被判杖、徒刑；清政府竟然如此“重刑结案”

，在近代教案史上可谓史无前例。

有关赔偿问题，与法国于8月间议定：法教堂医馆被毁共39处，共计赔银959324两（其中包括成都一洞教堂声称所失之存银50万两）、制钱200千。

12月与美国议定：美堂馆被毁3处，赔银30325两。

翌年1月，与英国议定：英被毁堂馆8处，赔银72597.6两。

以上赔款共计银1062246.6两，钱200千。

除以上重大教案外，1871-1895年25年间发生的规模较大的教案还有1882年的黑龙江呼南教案，1883年福建龙岩教案，1886年的第二次扬州教案，1891年的安徽芜湖教案、江苏丹阳教案、无锡教案和湖北武穴教案以及1893年的湖北麻城教案等等。

这一时期发生的教案，虽然还有早期教案的一些色彩和特点，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其一，团首或会党首领在一些反教斗争中起了较大的作用，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反教斗争的趋势。

这种情况虽然在早期的教案中也存在，但自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则愈益明显。

如江北厅教案、第二次重庆教案，都是团首事先明确发布揭帖、告示，约定时间、地点，甚至以官府的名义相号召，有组织地聚集起成千上万的团民，进行大规模的打教斗争。

古田教案作也是斋会首领策划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

传教士施美志将古田教案与天津教案作比较时说：“在天津被杀的人虽然比这次多，但那是民变而不是屠杀；这次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谋杀。”

成都教案虽然看似由偶然事件引发，但案发的次日也出现了约定时间共同“打洋房，杀洋人”

的揭帖。

其二，一些教案中的矛盾冲突出现错综复杂的趋势。

如皖南教案中不仅有民、教的矛盾，也有土、客的矛盾，两者纠缠一起，“客与土不和，客与客又不和，因不和而树党，故人稀土旷，而教堂独多”

。

天主教会广收教徒，干涉词讼，致使土客之争演化为民教冲突。

古田教案中斋会既与教会有积怨和矛盾，也与官府有争夺地方权势的冲突，而与官府的冲突更为凸显。

其三，绅民的反教宣传虽然仍有“剜目剖心”

之类的谣传讹言，但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具有明确政治倾向的宣传。

如1875年出现的《屉圣主通知》指出：“洋鬼子前次串吾国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烟毒害。

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又迷串士庶奉汝等的吂教。”

明确将外国传教活动与其政治经济侵略联系起来。

1873年黔江士绅假造的《大法国使臣告示》也是以一种曲折的表达方式来揭露侵略者的政治意图和清廷的丧权辱国。

1876年流行于重庆一带的《张之洞奏稿》，假托张之洞之名，揭露列强“突越我疆土，凭陵我社稷，焚烧我园圃，窥探我城廓”

的罪行，吁请：“令各督抚各烧其教堂，率黎庶齐除其恶族。

上则削我朝两皇之恨，下以快万姓之心。”

时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有清正廉明的官声，借其名来倡导反教自然有号召力，也的确对江北厅等教案的兴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878年出现在湖南的《湖南长沙府黎民告白》、1886年流行于川东的《无名帖》以及伪托官府名义发布的《川东道示》等，都是着重从政治上宣传国仇家恨，没有使用反教揭帖中常见的谣传讹言，对发动反教斗争也确实起了较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