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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巨野教案和大足教案（第4页）

12月，刚到任的川督奎俊主张“以剿为抚”

。

御史张承缨则奏请先同各国公使“议定用兵之际，万一余蛮首害华教士并伤及各教士及各教堂，是事出意外，我不能任此赔偿”

，以免法国借此重演“德人胶州故事”

。

清廷不得不谕示奎俊：“仍以设法招降，从权了结为是，勿以冒昧从事，激成巨变，是为至要。”

在清廷剿抚两难之际，湖北施南、宜昌两府亦“讹言纷起”

，利川县哥老会“假托余蛮旗号”

，焚毁教堂，劫掠教民。

张之洞恐事态扩大，转而主张以剿为辅，12月21日电告王之春，称已与驻汉口法国领事言明：“我自必以救出教士为先，若该匪一定不放，借此要挟，我惟有进兵攻剿，教士生死在所不顾，领事深以为然。”

并要王之春与法国驻渝领事商明：“设或华铎受害，我当厚给抚恤，重诛匪徒。

一面重赏密行购线，保护洋铎，一面进兵无所顾惜，或竟不敢害洋铎，以留为剿败赎罪之地，亦未可知。”

张之洞将这一处置方案同时电告了总理衙门。

王之春即与法国驻渝领事和川东主教协商，取得后者同意后，开始部署兵力攻剿，于1899年1月2日电告总理衙门：“抚法已穷”

，只有攻剿，因“外人必以司铎启衅，捷于影响，当必与之订明，事后不致图赖”

。

总理衙门即于6日照会法国公使毕盛，声明“非剿更无良策”

，“用兵之后，两铎若有伤亡，势万不能兼顾，为此先行知照”

。

毕盛复照表示同意以武力解决，但仍然强调“惟事完后，不论遇何景况，自应以巨补报相酬”

，为日后谈判预留地步。

1月中旬，王之春调集大量清军，合力围攻龙水镇。

因众寡悬殊，余栋臣被迫率部转移西山，途中华籍教士黄用中被民军所杀。

余栋臣见败局已定，便致书王之春表示接受招抚，于1月19日将华芳济释放。

清廷此时仍然倾向招抚，于20日电谕奎俊：“此事关系川省全局，倘得以招抚结案，保全实多。”

接到余栋臣求抚及华芳济获释的确切消息后，清廷又再次谕示奎俊：“速妥筹办，以消反侧而靖人心。

"1月底，余栋臣、蒋赞臣向清军投降。

王之春奏请将余栋臣处死，清廷以为“杀之不武，不如赦之，以昭大信”

，希图缓和官民矛盾、民教矛盾。

后将余栋臣押至成都永远监禁，蒋赞臣被送西安军营服役。

此后，四川地方官与法国主教议结此案，共赔银1186100两。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负责举办洋务新政的总理衙门因穷于应付教案而不胜其烦；因教案而惩办官绅士民及大量赔款甚至丧失主权，则使传教士更加有恃无恐，也使官绅士民更加积忿难平，又导致新一轮的教案不断涌现。

这对清政府推行求强、求富的洋务新政，带来了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

总理衙门为了减少来自教案的直接压力，于1899年3月奏定《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竟然给与传教士自督抚至州县地方官相等的品秩，希望传教士与地方官“善为联络，情意相通，而后彼此悉泯猜嫌，小事可消化无形，大事可和衷商办”

。

结果适得其反，传教士据此可以任意出入各级衙门，干涉和影响各级地方政权，地方官对傲慢骄横的传教士既唯恐得罪，也日益不满。

正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地方官绅及广大民众的积忿不断加深的背景下，19世纪末遍及全国、数量众多的教案终于汇聚演变成反侵略、反瓜分的义和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