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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法国侵占越南和中法战争的爆发（第9页）

关外兵机方利，法人大震，中法用兵年余，未有如今日之得势者，我撤敌进，徒中狡谋，悔不可追。”

他请求朝廷展限十日或半月撤兵，但三次电奏力争都受到清廷的申斥。

1885年5月13日，清廷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驻华公使巴德诺谈判中法正式条约。

其实，此时的李鸿章并非真正的“全权代表”

。

天津不过是谈判的前台，而后台则在巴黎。

还在1885年2月27日，清政府便通过赫德牵线，授权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秘密议和。

中法和约的谈判，是由法国把事先拟定的条约草案交给金登干，由他电告赫德，赫德再交给总理衙门；待清政府提出修正意见，其间也征求李鸿章的意见，然后再经赫德交金登干，由这位英国人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副司长戈可当具体磋商。

李鸿章和巴德诺在天津的主要工作是核对细节和约文。

清政府所争议的不过是有关“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

的虚文，掌握清王朝最高决策权的仍然是慈禧太后。

6月9日，《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在天津签订，共10款，主要内容有：（1）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2）在中越边界上指定两处为通商口岸，一处在保胜以上，一处在谅山以北，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3）中国云南、广西同越南边界的进出口货物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4）订约后6个月内，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会同勘定中越边界。

（5）中国日后修造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6）法军撤出基隆、澎湖。

此后，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1886年）、《中法界务条约》（1887年）、《中法续议商务专约》（1887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法国得到很多权益。

通过上述不平等条约，中国西南的大门已为法国洞开，为法国进一步侵略中国，进而争霸远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法国侵略者因而宣称：“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而我们就是第四个。”

中法战争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演变也产生了影响，清政府针对中国海军力量薄弱的问题，开始加快了海军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于1885年10月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负责管理和指挥全国海军，同时扩充北洋海军，并于1888年正式成军。

清政府也深感台湾在国防上的重要性，亦于1885年10月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以刘铭传充任。

定彰化中路（今台中市）为省会，设首府曰“台湾府”

（省会未建成前，先以台北为施政中心），全台共有三府（台湾、台北和台南）、一直隶州（台东）、十二县、五厅。

刘铭传在台湾倡行自强新政，加强海防建设，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台湾的早期现代化。

中法战争促进了中国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维新人士不仅积极主张学习西方长技，发展近代工业，也开始明确要求改革君主政体，仿效西方建立“君民共主”

政制。

中法战争也导致了晚清政局发生重要变化。

光绪十年（1884年）的“甲申朝局之变”

使清流人士遭受打击，其后果即是朝政的日益腐败。

张謇曾将这一年视为晚清朝政日益走向腐败衰落的关节点：“自恭王去，醇王执政，孙毓汶擅权，贿赂公行，风气日坏，朝政益不可闻，由是而有甲午朝局之变，由甲午而有戊戌政局之变，由戊戌而有庚子拳匪之变，由庚子而有辛亥革命之变。

因果相乘，昭然明白。”

尽管从中法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的十年间，中国已被外国人视为在亚洲的四强（中、法、英、俄）之一，也没有大规模的列强侵华战争发生，但中国的边疆危机依然存在；自强新政在近代军事和近代工业方面有所扩展，但在制度性改革方面则少有进步，这就为此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