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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洋务工业的新进展（第8页）

……大率系官商合办，将来视官款、商款之多少以为等差，或官二商一，或官一商二，或官商各半，均无不可。

……如官款猝难多筹，即全行交商承办，但令按纱每一包从丰抽缴捐款若干，以助布局。

统由该局随时体察情形，酌量办理，总之于公家无损。”

从这一奏折中可以看到两点：一是他不仅已承认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的办法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办法，而且提倡仿而效之，改变其原有的一概官办的企业组建方式。

二是他对上海的仿效仍是不彻底的，仍是只顾官方的利益，也无一定之章法可循，随意性较大。

此外，对于官商合办的具体方式，他在1894年初有过这样的陈述：商人“不领官本，只用官地；所有机器、厂房，以及开局以后花本、人工，一切费用俱归垫借。

至造厂及开办一切事宜，仍听候本部堂派委总办之员经理，事事秉承本部堂核示遵行，垫办商人不得专擅干预。

俟全厂开办得有余利，再行将本息按年摊还；还清之后，全厂归官。

在商人将本图利，所获良多；而官为维持，得以借款添厂。”

这也就是说，所谓的官商合办，就是商人只有为官方垫借资金之责，毫无经营企业之权，官商之间纯属资金借贷关系，且毫无信用保证。

这些不彻底之处，都成为其后来招商失败、重归官办的原因所在。

按照张之洞的原定计划，湖北纺纱局拟建南北二厂，南厂由织布局“原派委员湖北试用道赵滨彦兼管”

，北厂另“委本任江汉关道瞿（廷韶）署臬司督办局务，候补知府盛守春颐总办局务”

。

北厂于1895年先行开工建设，集资60万两，商股和官股“各30万两”

，1897年因官商发生矛盾而改归官办，“拨还商本15万两，其余15万两给发印票，一年为期，暂作存项，周年八厘起息”

。

北厂于1898年初建成。

纺纱局共订购纱锭9.07万枚，北厂安装5万枚；其余4.07万枚原计划用于南厂，但南厂迟迟未建，于1896年被已调任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运往江苏，准备在江苏招商办厂，后被张謇以50万两的价格领用于南通大生纱厂。

四　铁路交通业的产生

但是刘铭传和李鸿章的主张立即遭到了一些顽固派官僚的强烈反对。

1880年12月22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上奏说：修筑铁路有“三弊”

，一曰将使洋人扩张对华贸易有机可乘，“利尚未兴，患已隐伏”

；二曰沿途需占地、迁房、移坟，“民间必不乐从，势迫刑驱，徒滋骚扰”

；三曰必将影响轮船招商局津沪航线的运费收入，“此盈彼绌，势所必然”

。

因此，刘铭传所请修筑铁路之事应“置之不议，以防流弊”

。

其所虑应该说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没有道理，也是洋务派需要认真对待的，但因此而反对修筑铁路，却反映了顽固派对待新生事物的消极保守、不图进取的态度。

然后，顺天府府丞王家璧上奏说：“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

……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

企图用违背民族利益和祖宗之法的罪名诬陷、打击刘铭传和李鸿章。

又有翰林院侍读周德润上奏说：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

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

完全是因循守旧的思想意识。

甚至充任过驻英国、德国公使的刘锡鸿力图以封建迷信的说教反对开山筑路，他上奏说：“火车实为西洋利器”

，但“断非中国所能仿行”

，因为“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铁路而阻于山，则火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阙，或数里或数十里，不以陵阜变迁、鬼神呵责为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