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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商办企业新发展（第4页）

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国家资本，主要是各企业在创办之初由洋务派官僚调拨的垫支官款和开业后的官府借款。

这些垫借官款虽然由企业陆续归还，且以借贷资本的形式出现，但无疑是这些企业创办和运营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

如果没有这些垫借官款，有些企业就难以开办和维持下去。

有关事例前文已述，可见一斑。

外资借贷资本主要是各官督商办企业向外国金融机构的借款。

据现有研究，自1883年至1894年，轮船招商局、平度金矿、石门煤矿、开平煤矿、中国铁路公司等5家企业先后共借外债10笔，计1191083两。

这些外债虽然不直接构成企业的股本，但是在企业的运营资本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商办企业的资本基本上是单一的私人资本。

其投资者有买办、官僚、一般商人、绅士、华侨、手工业作坊主。

其中前三种人投资较多，尤以买办的投资量较大，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一般都由他们投资创办。

如前面已提到的华新纺织新局（资本18万两）和裕源纱厂（资本30万两），主要由官僚和大商人发起和投资。

轮船航运业中，规模最大的鸿安轮船公司（资本30万两）的大股东是大商人叶澄衷、徐子静和瑞生洋行买办何丹书，后又加入荷兰银行的买办虞洽卿，虞并执掌公司管理权。

规模居第二的汕头伯昌轮船公司（资本28万两），由太古洋行买办林毓彦发起。

在其他行业中，凡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多由买办创办。

如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一人就创办了源昌机器五金厂（资本10万元）、源昌缫丝厂（资本50万元）和源昌碾米厂（资本40万元），公正轮船公司买办李松云和唐廷枢的亲属梁凤西合作创办了均昌船厂（后改名发昌船厂，创办资本4.7万两），唐廷枢创办了《汇报》（资本1万两），徐润办有同文书局，等等。

手工作坊主作为商办企业的投资者，仅限于船舶和机器修造业中的小工厂，数量极微。

就这一时期新式工交企业资本来源的总体结构而言，主要成分是国家资本、外资借贷资本、买办和官僚资本、一般绅商资本。

国家资本共计2932万元，包括全部军用工业资本、官办民用工业资本（主要企业有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直隶磁州煤矿、台湾基隆煤矿、大冶王三台煤矿）、官督商办企业垫借官款（包括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漠河金矿的创办及铁路建筑费全部）。

外资借贷资本768万元，包括军用工业借款、官办民用工业借款、官督商办工业借款。

买办和官僚个人入股资本806万元，包括他们对官督商办和商办企业的投资。

其余则为一般绅商资本。

资本构成详如表6-6所示。

表6-61894年前新式企业实存资本构成表（资本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张国辉《论外国资本对洋务企业的贷款》，以及上文所论及的有关部分。

说明：（1）买办和官僚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投资，按1894年各企业股本的半数计算，对商办企业的投资按各企业创办股本的13计算。

（2）“增值Ⅰ”

为买办、官僚资本的增值，“增值Ⅱ”

为一般商人资本的增值。

据现有的估计，到1894年时，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资本总额为3007万元，商办企业的资本总额为1717万元。

这是依据当时各企业的实存资产估算的，私人股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这一估算的实存资本中除去官方垫借资本和外债借贷资本转化为企业资本之外，其余则主要是包括买办、官僚、一般绅商在内的私人股本及其利润积累转化而成。

其利润积累的数额，官督商办企业为280万元，商办企业为877万元。

这两笔由私人股本利润积累转化而成的资本，若同样按半数和13的比例分给买办和官僚股本，分别应得140万元和292万元（即表中的增值资本Ⅰ）；按半数和23的比例分给一般绅商股本，分别应得140万元和585万元（即表中的增值资本Ⅱ）。

那么，买办和官僚的实存资本的总额应是：股本806万元，增值资本Ⅰ的432万元，两项合计1238万元；一般绅商的实存资本总额应是：股本1086万元，增值资本Ⅱ的725万元，两项合计1811万元。

上述各类资本在这一时期新式工业资本总额6749万元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国家资本占43.44%，外资借贷资本占11.38%，买办和官僚资本（含股本和增值资本Ⅰ）占18.34%，一般绅商资本（含股本和增值资本Ⅱ）占26.83%。

这种资本构成表明：在这一时期创办的新式工业中，国家资本占主导的地位；买办和官僚资本在数量上虽居第三位，但因为与国家政权关系密切，并执掌大型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而且许多一般商人的资本由他们招集而来，因而处于中坚的地位；一般商人资本则处于从属的地位，这充分反映了此时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其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初期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