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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炮台守将张光前率部坚持战斗至夜幕降临,被迫与徐邦道、姜桂题、程允和等部乘黑夜撤退。
次日晨,日军完全占领旅顺口。
旅顺一役,日军死66人,伤353人,失踪7人。
清军死伤远比日军多,但无确切统计。
据日方统计,清军被俘355人。
日本侵略军占领旅顺后,从11月21日至24日,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有组织的血腥大屠杀,中国无辜群众2万余人惨遭杀害。
亲历目睹了这场惨案的英国人詹姆斯·艾伦于1898年在伦敦出版了《在龙旗下》(UheDragonFlag)一书,详细记载了日军的暴行。
其中写道:
日军正在很快遍布全城,击毙他们所遇的人们。
几乎在每条街上走路时都开始踩着死尸,而且遇见一群群杀人凶手的危险每时每刻都在增加。
……
我看到一个抱着小孩子的妇女,当她拼命挣扎向前的时候,一个鬼子用刺刀把她捅穿,她倒下后,鬼子又刺了一刀,将这个约两周岁的孩子刺穿了,并把小尸体高举起来。
那个妇女爬起来,拼命想夺回孩子,但她显然已精疲力竭,快要死去,又跌倒在湖水中。
她的尸体,跟距离很近的每个尸体一样,被砍成几截。
新的一批批受害者继续被赶入湖水中,直到湖水中很快就无法容纳更多的受害者为止……
一路上成堆尸体和杀戮的景象不断出现。
在某个地方,我看到大约十名或十二名日军和许多被他们反缚在一起的不幸的人们。
日军对他们发射一排排子弹,并按照通常的那种可怕的方式,着手肢解他们的尸体。
不管是男人、妇女或儿童,没有一个能够幸免。
这一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慨,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当时英国著名的国际公法学者胡兰德博士,原是一亲日人物,“虽在这次中日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常常赞扬日本行动,但对于旅顺口事件,却感到非常痛惜”
。
其《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一著中这样写道:
当时日本官兵的行为,确已越出常轨,他们这样做,虽说是因为在旅顺口炮台外,发现有先被中国兵惨杀的日本人尸体,但也不足以为日军暴行作辩护。
他们除了战胜的当天以外,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者和妇女幼童。
据说当时从军的欧洲军人及特约通信员,目睹这一残暴情况,无法加以制止,唯有旁观,令人惨不忍睹。
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个中国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
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
的标记,才得免死。
当时美国的报纸曾指责日军的暴行,“有的说日本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有的说日本现在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露出野蛮的本体”
。
尽管事后日本侵略者对旅顺大屠杀百般抵赖,企图开脱罪责,但谎言终究无法掩盖血的事实。
自鸭绿江防线崩溃后,聂士成、依克唐阿等部清军在辽阳东路构建起一道新的防线,西起摩天岭,东迄赛马集,长约75公里,以扼阻日军从东路进攻辽阳的通道。
日军则以凤凰城为根据地,企图突破清军防线。
从11月上旬至12月初,双方在辽阳东路展开激烈争夺战。
12月中旬,清军在反攻凤凰城的战斗中予日军以沉重打击,伤毙敌人74人,但最后失利,清军阵亡150人。
辽阳东路争夺战前后持续两个多月,聂士成率部坚守摩天岭,阻击敌人,使日军东路进犯辽阳的计划受挫。
日军进攻辽阳东路受挫后,转而进攻辽南重镇海城,企图打通辽阳南路的通道。
12月13日,日军攻下海城,翌年1月10日又攻占盖平,关外形势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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