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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新团体与新报刊（第2页）

奕劻似乎原则上答应了康有为等人的请求，但对“经济学会”

这一名称略有异议，坚持要删除“会”

字。

奕劻的意见也不为康有为等人所接受，“议不合，事遂已”

，经济学会终于胎死腹中。

经济学会虽然没有办成，但康有为办学会的想法正浓，于是他令丁叔雅协助满洲贵族弟子寿富创办“知耻学会”

。

知耻学会的筹设至少应在1897年9月，因为9月2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0册上就刊载有梁启超的《知耻学会序》及寿富的《知耻学会后序》。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着重强调中国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已经证明中国确实处在危机之中，中国人应该由此而觉悟，更弦易辙，知耻而后勇。

然而反观中国现实，官、士、商、兵、民，几无一真知中国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无一真知中国之耻。

他指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偶然的失败并不可怕，但举国上下在失败之后而不知耻，则是更可怕的事情。

知耻学会的内部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和影响，由于史料阙如，现在都已不太清楚。

有学者结合寿富的整体活动，认为该会的创设“在当时清朝官僚士大夫间颇有震动，对外地也有影响”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根据梁启超的记载，以为知耻学会之设，“都人士咸以为狂，莫或应也”

，以为此会的参加者寥寥无几，影响不大。

继知耻学会而成立的是关西学会。

关西学会又称“西学会”

，成立于1898年2月8日，发起人为陕西、山西旅居京师的阎乃竹、宋伯鲁和李岳瑞等，“学会题名”

者还有内阁中书雷延寿、户部主事王步瀛、户部主事王凤文、候选府焦连城、举人张翰等。

关西学会当时公布的成立缘起强调，该会的成立主要是基于甲午战败的刺激，欲组织学会，唤醒国人，更要唤醒沉睡已久的关中人民。

根据关西学会制定的学规，关西学会确乎为一学术性的维新团体，其目标为推动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其方法则是从学术入手，致力于学习西方及日本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等。

对于外省的有识之士，关西学会也不拒绝其参加，愿入会者，不分畛域，一律延揽，所有会员，交会费二十金，享有会员的同等待遇，每星期聚会一次不少于四小时，各以读书所得，质疑辩难，会员若有著述，也可互相质证，以期相互提高。

百日维新前在北京创办的学会多为政治性的维新团体，而在上海，或许是因为当地的社会风气使然，百日维新前虽然也创办了为数不少的学会，但除了康有为创办的上海强学会以外，更多的不是政治性团体，而是知识性、专业性学术团体。

在上海最新创办的学会现在看来可能是新学会，而新学会究竟成立于上海强学会之前还是之后，似乎还很难判断。

1897年8月出版的《新学报》第2册发表的《节录本报章程》称，“数载以来，同人等本设有新学会，取《大学》新民、日新之意”

。

根据同年10月《新学报》第5册发表的《本学会谨启》，可知新学会实际上是一个以研讨、传播新知识为宗旨的学术性团体，其主持人为江苏吴县人叶耀元，叶原为上海广方言馆生员。

1897年，新学会在上海创办《新学报》，开始成为上海比较活跃的一个学术团体。

新学会内部原本就有研究、传播算学的人才和功能，然而似乎为了更强调算学的重要性等原因，1896年又由新学会出面在上海创办专门研讨算学、传播算学知识的算学会。

在算学会成立的同一年冬，罗振玉、蒋黼、徐树兰、朱祖荣等人在汪康年及《时务报》馆的支持下于上海发起成立农学会。

农学会又称“务农会”

，其宗旨是“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

，推广西方近代以来在农业技术方面的新成果，从而使中国新知识分子知道“以化学考地质，改土壤，求光热，以机器资灌溉，精制造之法之理”

，以及农业产品的各种深加工技术和工艺等。

农学会并不仅仅只是重视农耕，而是兼及农、圃、林、泽、畜牧、酿造等方面，并注意改造土壤、农业工具以及育种等，同时农学会注意引进西方农艺知识，聘用西方化学师、动植物师等，所以在它成立之后引起各地的普遍重视，各种形式的农学会先后在各地成立，有的还自称是上海农学会的“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