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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政变起因与新政终结（第12页）

深宫举动似未可操之过急，以防彼族借口干预内政。

拿问诸人连类查办，似宜从宽，一面以懿旨明谕中外，一切新政持平办理，力求自强，以消乘间伺隙之心，以慰薄海臣民之望。

大局安危，间不容发，扶危定倾，非中堂莫属。”

这就不仅是在建议清廷对张荫桓等人要从宽发落，而且建议清廷尽快郑重向中外宣示：即便将康有为等人缉拿归案，也不影响中国的改革与新政，中国政府决心在新政的道路上持续走下去。

五　康有为仓皇出逃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可能性结果，康有为等人早已料到。

所以当谭嗣同前往袁世凯的住所详谈的时候，康有为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这天晚上，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

，收拾自己的行装及书籍文稿，一旦消息证实，即按照光绪皇帝的谕旨所指示的那样，离京出走，赶赴上海。

得知康有为将离京出走的一批朋友根本无法顾及康有为“却客”

的意思，杨深秀、宋伯鲁、李岳瑞、王照等纷纷来到南海会馆与康有为话别，并通报京城的最新情况。

杨深秀告诉康有为，现在京城上下都在纷纷传言八月将有大的政治变动，市场上物价腾贵，并有传言称董福祥的军队已经从北边移驻内城，“居民震恐，乃有纷纷迁避者”

；李岳瑞告诉康有为，听说英国已派出7艘战舰停泊在大沽口，将与俄国在中国本土或领海开展一场恶战。

他们传递的所有消息都不外乎局势越来越危急。

或许是因为康有为担心人多嘴杂，容易泄密，康有为与这些人谈话时，并没有将光绪皇帝所谓两份密诏的事情告诉他们，而是顺着他们对局势危机的担心，将他与李提摩太见面时李交给他的所谓列强“瓜分图”

供各位传看，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危机意识，并明确建议他们应该多联络一些人向清廷上书，建议清廷尽快调袁世凯的军队“入京勤王”

。

显然，尽管康有为没有将所谓密诏的事情向他们通报，他还是向他们通报了已经派人与袁世凯联络、准备动员袁世凯“弃暗投明”

出兵勤王的计划。

这样一来，先后知道康有为以武力解决时局困境大概计划的人就越来越多，并且已经超出了他那最亲密的小圈子。

康有为与杨深秀等人的谈话进行到当天夜里12时左右（子刻），内城门开，他遂与杨深秀等人分手，入城至金顶庙容闳的寓所，与当晚早些时候就已到达这里等候谭嗣同消息的梁启超会面。

等了3个小时左右，深夜3时许（也即9月19日凌晨3时许），与袁世凯长谈而并没有获得实际结果的谭嗣同按照原先的约定来到金顶庙容闳的寓所，向康有为、梁启超及容闳通报与袁世凯谈话的情况。

谭嗣同的判断不太乐观，他们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袁世凯不可能“举兵扶上，清君侧”

。

虽然这一结果也在他们的预料之中，然而一旦被证实还是不免令人失望。

康有为决计按照先前已确定的计划，尽早离开京城，赶赴上海，另想办法。

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

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承诺没有实现的前提条件。

是日晚，翰林院侍读黄绍箕为康有为设宴饯行。

席间，他们互相通报了相关情况。

黄绍箕告诉康有为，据他所得到的消息（其实都不过是传言），现在局势非常危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对康有为非常恼火，估计荣禄可能会采取非常措施加害于康先生。

为了康的安全，黄建议康易西服出京，直奔山东，不要经过荣禄的辖地天津；或易僧服避入蒙古。

黄绍箕似乎相信，康有为只要躲过了荣禄的捕杀，就没有大的危险。

黄绍箕的信息与建议当然同样引起了康有为的重视，这更促使他必须尽快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

饯行宴后，康有为郁郁寡欢地回到了南海会馆。

不一会儿，林旭来谈。

林旭告诉康有为，据他所知道的消息，英国与俄国今天已经开仗，今天晚上慈禧太后也突然提前从颐和园返回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