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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政变起因与新政终结（第14页）

奕劻立即报给了慈禧太后。

当慈禧太后得知审讯康广仁的报告后火速赶回宫中，据说抵达宫中的时候已在21日深夜或22日凌晨时分。

返回宫中的慈禧太后立即在便殿召集紧急会议，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慈禧太后并设朱杖于座前，疾声厉色责问皇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

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

听了太后的指责，光绪皇帝战栗对曰：“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

太后闻言厉声怒曰：“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

太后复厉声问：“汝知之乎，抑同谋乎？”

光绪皇帝战栗对曰：“知道。”

太后曰：“既知道还不正法，反要放走？”

皇上即云：“拿杀。”

这段记载虽然有不少“小说家言”

，但大体上反映了慈禧太后获知康有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情报后的心态，由此也就容易理解此后清廷的一系列部署及善后。

清廷立即决定，一是电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及上海道蔡钧等，着荣禄于天津火车站及塘沽一带严密查拿康有为行踪，若康有为从天津逃走，着蔡钧等在康抵达上海时立即抓捕，务必不要让其避匿租界；二是责成步军统领衙门加强对紫禁城、西苑及颐和园三处的警卫力量，严防康党门徒狗急跳墙，借机生事。

9月23日晨，慈禧太后在勤政殿举行重新训政的正式典礼，接受光绪皇帝及百官的恭贺。

典礼毕，慈禧太后复于便殿召集群臣继续审问光绪皇帝，并将所查抄皇上书房中及康有为寓中奏章、说帖等件，逐条审讯，以诸臣质之。

内有杨锐、林旭述光绪皇帝催康有为迅速出京之函，慈禧太后大怒，问皇上，皇上不敢认，推托为杨锐的意思。

其实，慈禧太后此时已经从荣禄那里获知袁世凯的报告，对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谋已有大概的了解，但她似乎还不知道此事与光绪皇帝是否真的有牵连，所以她问皇上康有为的这一计划究竟是什么意思。

康有为的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计划，其实根本就没有明白告诉过光绪皇帝，因此光绪皇帝也就很难说出康计划的真实企图，只得将此计划的责任推到康有为一人头上。

这实际上意味着光绪皇帝的立场正在发生急剧转变。

24日，上谕宣布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先行革职。

至此，戊戌年间以康有为“谋反”

罪名而受牵连人员已增加至十人左右。

同一天，清廷采取的另一重大举措是调直隶总督荣禄即刻来京。

随后清廷正式任命吏部左侍郎徐用仪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任命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管理兵部事务，所有北洋各军仍由荣禄节制。

这表明，慈禧训政之后开始大刀阔斧地调整政府人事，力求尽快抓紧康有为一案的善后处理及稳定大局。

9月26日，步军统领衙门大臣崇礼向清廷汇报了康有为一案主要人犯被捕的情况。

由于此案事关重大，牵连大小臣工多名，崇礼建议清廷政治最高当局参照大清王朝已有成例，委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一起审理。

清廷当日批准了崇礼的请求，并对如何处置此案中的所有人犯划定一个大致的底线，决定：“所有官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并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著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

其张荫桓虽经有人参奏，劣迹昭著，惟尚非康有为之党，著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

至康有为结党营私，情罪重大，业将附和该犯之徐致靖等交部刑讯。

此外官绅中被其**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至意。”

这一政策底线为后来处理康案及善后提供了基本的政策指向。

此后，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为稳定大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严惩与康有为案有关人员。

9月29日，公布了康有为罪行，宣布处死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

谕旨全文如下：

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