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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政变起因与新政终结（第7页）

从这份谈话记录看，谈话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简短而客套，宾主之间没有讨论政府顾问的聘任问题。

日本方面对这次尽管很短暂的会晤仍表示满意。

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致日本外相的报告说：“接待是热情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皇帝向我们指出了日清之间建立密切关系之必要，并向我们介绍了清国的维新。

皇帝说他将通过其大臣们来向侯爵询问几个问题。”

这也表明伊藤博文的访华日程都正在按照原先的计划继续进行。

就中国方面而言，伊藤博文与光绪皇帝谈话的第二天，宋伯鲁向清廷呈递了一份奏折，建议清廷“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

，往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日本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咨询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并与之商酌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任用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予以协助，以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危机。

看来，政府高层对伊藤博文的来华及拜谒光绪皇帝的后果还来不及作出反映，伊藤博文依然是中国政府尊贵的客人。

统观伊藤来华之后的全部政治活动及言论，可以看到他既赞成中国进行合乎当时国际政治规范和潮流的政治改革，对于康有为等年轻的一代政治新锐也给予相当的期待和道义上的同情。

但是，他并不赞成康有为等人激进的政治改革做法，甚至不主张将清政府的政治权力交给这批年轻的政治新锐去掌管，而是建议清政府重用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政治家，启用具有道德心的政治新锐作为辅助的力量。

但是，由于伊藤博文特殊的身份与背景，加上那时传媒业不是太发达，他的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京城内外传言四起，或云伊藤博文将于某日被皇上召见，伊藤将向皇上呈递改革的条陈；或有京朝大小官员连日上奏请朝廷聘请伊藤博文为中国政府顾问；更有传言称庆亲王奕劻与端王等一起赶赴颐和园，哭请慈禧太后训政，以防止皇上擅自做主聘请伊藤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到那时，恐怕大清王朝“不复为太后有矣”

。

这些传言虽然没有多少真实的根据，但在当时已经极度紧张的政治气氛下，肯定会对时局的演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杨崇伊后来据此奏请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或许都与这些传言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

四　张荫桓与新政走向终结

伊藤博文觐见光绪皇帝的第二天（9月21日），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传闻步军统领崇礼率领武装人员奉谕旨包围了南海会馆和张荫桓的寓所，张荫桓被逮。

顿时京城大乱，谣传不一。

张荫桓字樵野，与康有为同里，广东南海人，是晚清政坛甚负盛名的外交家，前期颇得慈禧太后赏识，后来可能是因为翁同龢的关系，又受到光绪皇帝的信赖。

由于张荫桓确实是当时总理衙门诸大臣中最为通晓各国事务的大臣，故而虽然不断有人要求弹劾张荫桓，他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新政开始不久，翁同龢被开缺，张的地位曾经受到威胁。

据说在开缺翁同龢的同时，慈禧太后接到不少举报张荫桓的奏折，指责张荫桓办事专擅，或者指责张荫桓与翁同龢合谋，在当年初与英国人谈判借款的时候，共同受贿260万两。

于是慈禧太后下令崇礼准备查抄张荫桓。

为了慎重起见，慈禧太后于罢免翁同龢之后，召见庆亲王奕劻、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及刚毅进行核对，她问道：“近日张荫桓遇事颇为专擅，参奏甚多，尔等有所见闻否？”

廖寿恒答：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惟张荫桓一人，实际上有许多事也非张荫桓出面不可。

慈禧太后闻言怒甚，她不禁说道：“似尔所言，若张荫桓死了，则将如何？”

各位大臣听到这里也不敢再为张说情，沉默移时。

慈禧太后复云：“我亦知张荫桓颇能办事，究竟有无专擅之迹？”

廖寿恒等人鉴于太后的盛怒，也不能不回奏道：“张荫桓在总理衙门遇有事件，有与同官商议者，亦有一人专擅者，缘张荫桓所识洋人颇多，凡交涉密议，行踪诡秘，旁人不得闻知。”

廖寿恒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慈禧太后的疑虑，于是她指示光绪皇帝道：“张荫桓遇事专擅，皇帝明日叫起入见，可以严加申饬，便知警戒。”

由此看来，慈禧太后虽然对张荫桓有所不满，但还没有拿他开刀。

事后光绪皇帝传张荫桓及庆亲王、廖寿恒、刚毅及新任军机王文韶等人问话，似乎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保护张荫桓过关。

按照张荫桓后来的分析，他之所以被动介入了所谓帝后之间的冲突，不再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与他忽略了李莲英这一大内总管的存在有关。

张荫桓回忆称：1897年他奉命赴英国致贺女王维多利亚在位60周年时，有内大臣某曾告诉他，归国时务必携带一些外洋新奇宝物奉献给慈禧太后。

张荫桓谨记此嘱不敢忘。

归国后，张荫桓将精心准备的两件礼物通过李莲英送到慈禧太后那里，慈禧太后将其中一件转送给皇上，两宫为此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