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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政变起因与新政终结（第9页）

面对英国的外交及军事压力，清政府政治高层进行了紧急磋商。

他们在全面评估了英国的要求及其背景之后，检讨了几年来的外交政策的得失，认为中国几年来的外交政策可能在李鸿章亲俄路线的主导下全面失败了。

亲俄外交不仅没有如《中俄密约》所许诺的那样可保中国20年相安无事；恰恰相反，俄国政府利用与中国的特殊外交关系不断向中国要求额外的好处。

1897年底的胶州湾事件不难引起这些高官的沉痛回忆，于是政治高层将李鸿章的外交主张视为彻底失败，应该是对当时外交政策反省的必然结果。

自胶州湾事件发生以来，清政府内已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抛弃亲俄政策转而采取联合英、日，甚至与英、日结盟。

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持这种立场，而在中央政府内如张荫桓则更是坚定地认为，中国只能走联合英、日的外交路线。

光绪皇帝先前虽曾一度赞成李鸿章的外交主张，但在康有为等有关联合英、日的主张影响下，特别是与中国国情基本相近的日本通过短短数十年的新政就摆脱了落后地位，走向成功，凡此不能不使光绪皇帝的外交主张发生变化。

9月5日下午，王文韶、张荫桓抵达日本驻华公使馆，拜访林权助公使。

张荫桓首先介绍道：汉首席军机大臣王文韶奉大清国皇帝之命，亲自带来皇帝谕旨访问贵官，故而本大臣亦与王文韶大臣同道而来。

接着，张荫桓向林权助表述了三个意思：一是“最近以来，我国与贵国大加亲密，由此我大皇帝陛下欲使此亲交愈加密切。

如今希望将头等第一勋章赠送给贵国大皇帝陛下，并命正在北上途中的新任公使黄遵宪将其携带至日本，奉呈贵国大皇帝陛下。”

二是“此次黄遵宪携带的国书，其词句与以前同样奉呈者有所不同。

此次国书上大改字句，以示亲交相依之御意。

其文句已由皇帝亲自拟定。

新国书以‘大清国大皇帝敬问我同洲至亲至近友邦诞膺天佑践万世一系帝祚之大日本大皇帝好’之字句开头。

现敬请电询贵国政府，以此清国大皇帝之御意，转达于贵国皇帝陛下。”

三是“想问贵政府之意向，清国皇帝有意向贵国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不知贵国皇帝陛下是否有意受之？而且，贵国也向清国同样派大使。

本件系以黄遵宪出发之期临近，我皇帝欲于事前得到贵政府的回答。

这事亦请贵官以电报询问贵政府的意向。”

林权助当场答复王、张二人：“毫无疑问，清国皇帝陛下对于我皇帝陛下愈加亲密之意，与看重两国邦交之愿望，我皇帝亦欣然接受。

并且本官深信对于赠送勋章之一事，肯定会同样回礼。

至于第二点，即互派大使之事，历来我政府亦有此愿望，只是不得不先确认英俄两国是否有同样的希望。

由于各种情况，或许难以速定互派大使。

然而关于清国的情况，从去年年底以来，俄然大呈变状。

由于我国与清国之关系势必成为所谓同洲至亲至近之友邦，在不远的将来，必须互派大使，这是不容置疑的。

以上只能作为个人私见。”

林权助的谈话与承诺坚定了中国政治高层抛弃亲俄外交路线，转而依靠英、日，甚至联合英、日的外交路线的确立。

第二天，清政府照复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表示除天津至镇江的铁路外，中国政府接受英国8月21日的全部要求。

又过了一天，即9月7日，清政府宣布将李鸿章及敬信逐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就在政治外交上回应了英国要求解除所谓亲俄派李鸿章职务的请求。

在外交政策的选择上，张荫桓确实是主张联合英、日的主要人物，他与日本的伊藤博文等政治家有过直接且相当友好的接触；一年前，他奉命出使英国，与英国的一些政治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而当时由于外事活动的安排以及英国、日本方面不断地做工作，在清政府内部也确实形成了主张联合英、日以维护中国利益的共识，地方大员张之洞、刘坤一的辖地就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而日本人至少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对张、刘二人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张之洞、刘坤一与中央大员张荫桓遥相呼应，都比较倾向于联合英、日以抗衡俄国和德国。

清廷内外这种联合英、日的主张深刻地影响了光绪皇帝。

所以当光绪皇帝有意创设懋勤殿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样获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帮助，甚至考虑过聘请李氏为顾问大臣。

9月9日，李提摩太离开上海赶赴北京，似乎也有意对中国发展有所建白。

而李提摩太过去曾与张荫桓多次会面，也是张的一位老朋友。

与李提摩太赶赴北京的同时，日本下野的政治家伊藤博文也正好到中国游历观光。

伊藤博文也是张荫桓的老朋友，当多年前张氏出使美洲途经日本的时候，就曾受到过伊藤的热情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