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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己亥建储与政治格局的变化（第3页）

所以，他们普遍地相信慈禧太后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十足的守旧顽固派，她一旦有效地控制住了局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还会很快走向正常。

11月5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起在仪銮殿接见日本使臣矢野文雄；12月13日，慈禧太后又与光绪皇帝一起在宫中召见英、美、德、法、俄、奥、荷、日等各国驻京使臣的夫人，光绪皇帝还与各位使臣夫人一一握手还礼。

这一系列姿态不仅向中外表明光绪皇帝的健康已经大为增进，而且两宫和睦，孝慈相孚，共同治理着这个国家，并不像外界尤其是康、梁等流亡人士所宣传的那样帝后之间势同水火。

此后不久，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可能日趋恶化，病情越来越严重。

1899年1月22日，清廷通过上谕的方式告知中外“朕体违和，近来服药调理，尚未大愈”

。

此后一段时间有关坛庙大祀等礼仪性的活动不拟参加，“若勉强亲行，精力恐有未周，进退拜献设有衍仪，转不足以昭诚敬”

，故而决定次年正月初十日孟春时享太庙的典礼着派庆亲王奕劻恭代，正月十三日祭祈谷坛着派怡亲王溥静恭代。

2月17日，清廷公开宣布光绪皇帝以上年夏秋之交违和，尚未痊愈，命将太医院脉案，按五日一权，抄发各省督抚阅看。

22日，清廷再次公开宣布，光绪皇帝以病未痊愈，恭谢各国驻华公使请觐贺年。

光绪皇帝实际上停止了所有的政务活动。

1899年1月下旬，慈禧太后连续召见皇族中溥字辈的幼童十余人，从中考察能否有人适合在光绪皇帝死后出而担当皇帝的重任。

慈禧太后对皇帝继承人考察的消息在京城内外传播的时候，不能不引起人们更多的猜疑。

或许正如张之洞判断的那样，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于1898年12月在日本横滨创办之后，专以诋毁中国朝政为能事，蓄意攻击慈禧太后，种种捏造，变乱是非，意在煽惑人心，必欲中国立时大乱而后已。

从事后验证的角度看，《清议报》“所说各事皆是虚诬”

。

但在专制政体下，朝政的非公开性只能导致流言的盛行，康梁系的人马即便不是有意造谣，那也是听信来自京城的传言，以讹传讹。

或许是为了以正视听，4月3日，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口气以病状谕知两江总督刘坤一：“览奏具见悃忱，朕躬仍日进汤剂，总未大安，且身软气弱，不时眩晕，不耐久于坐立，每日召见臣工尚觉勉强，朕心亦不胜焦急。

知卿企念，特谕及之。”

期待以此化解中外各方面的误会与误解。

光绪皇帝出面解释以及清廷的努力，都有助于化解因光绪皇帝的病情而导致的中外误解。

到了1899年的上半年，不仅屠杀六君子的阴影基本消除，而且中外舆论出现了两宫和睦并有意于重新推行新政的传闻。

以康、梁等人为首的流亡海外志士也因应形势的变化，相应改变了自己的斗争策略，不再一味地攻击慈禧太后，逐步放弃先前坚守的“保全中国非赖皇上不可”

的立场，强调“今日变法必自调和两宫始”

，以为慈禧太后果能诛杀挑拨两宫关系的“贼臣”

荣禄等人以谢天下，重走维新之路以振兴中国的目标未尝不可成为现实。

然而到了1899年下半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9月4日，光绪皇帝以上谕昭告中外，“朕躬服药日久，未见大效”

，这表明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似乎很难担当更大的责任，期待以其为主导重新启动新政的程序也不太可能，海内外普遍怀疑是清廷内部又在酝酿废立阴谋，于是舆论又增加了对光绪皇帝的同情。

海外华侨在此后不久借为慈禧太后贺寿的名义与机会，连电总署，要求慈禧太后将政权交给光绪皇帝，归政以颐养天年。

海外华侨要求慈禧太后归政的请求实际上都是接受了康梁系的宣传，这样就势必加剧清廷对流亡者康、梁等人的敌视，特别是康有为的保皇会成立和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出版之后，这种敌视并没有因为清廷的许多表白而稍缓。

清廷内部的废立计划再次被提上政治日程。